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榆林市市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开支的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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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养
与审判机制现状之冲突思考

黄小红


随着我国当代法官司法理念的提升，法官作为司法者在审判过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法律现象时，现实对其职业性思维方式的培养提出高要求，然而由于我国司法审判机制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却限制了我国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养，同时受到限制的法官思维方式又不断冲击着审判机制。

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涵义及其特点

“思维”一般是指人脑依照逻辑推理观察、分析、判断客观事物的过程。法官作为一种专业性极强的职业。其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也应是独特的。对此，前不久国家法官学院院长郑成良教授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指出：“在法院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必须以法律思维作为基准思维方式。”并且他对法律思维的诠释是“按照法律逻辑来观察、分析、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因此，法官职业思维方式应当是指法官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为公正、公平地处理案件，按照法律逻辑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法官藉以发挥出职业天性的手段，笔者认为它的独特性至少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合法性
假使法官作出裁判前，需要在合理性与合法性之间作出抉择，那么他首先考虑到的应是裁判的合法性。原因首先从宏观上讲，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均代表着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因此，法官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它必须以合法性作为裁决的第一要素考虑，这是立法的原则所决定。这一立法本意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更是明确地体现出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的，可以判决变更”。言外之意即是法官对行政处罚之外的具体行政行为只审查合法性，对行政处罚如非显失公平，一般也是不会变更。其实也正如郑成良教授指出的“如果一个人选择用法律来思维，那么，他就会在一般情况下，把政治上的利弊、经济上的效益、道德上是否高尚视为第二位的考虑因素，而把合法性作为第一位的考虑因素”；从微观上讲法官的职责是按法律标准去裁判是非，“法官在开始审理案件之前就对法律说三道四，那他就完全是越权”。[1]因此法官职业思维方式是合法性的思维方式。
（二）强调逻辑性
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决定其始终是诉讼中的主角，法官在审判中引导诉讼顺利进行，居中听取对立当事人之间的意见，并通过对现有证据的仔细分析，构造一个法律上的事实，最后据以作出理性裁决，这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法官在处理这个大逻辑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对当事人阐述诉讼各阶段处理结果的逻辑性理由，如果法官没有一个清晰的逻辑性头脑，就有可能导致诉讼引导失败，继而产生事实真伪难辩、证据难以取舍等一系列问题，甚至可能导致当事人质疑裁决公正性，既使裁决是公正的。
（三）强调中立性
司法中立是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保障，是司法获得公众信任的源泉。“司法中立包括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的中立；司法权在政府与民从、公与私之间的中立；司法权在诉讼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 [2]，法官作为公众心目中正义的象征、公平的化身、良知的守护神，在诉讼中始终是以一个居中裁判者的身份出现，为了达到息纷止争的目的，法官必须保持中立性的思维方式，以免先入为主、偏听偏信，从而有利于保障裁决的公正性。

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养与我国审判机制现状之冲突表现

从哲学角度看，法官思维方式与审判活动是紧密相连的两种事物。一方面，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养是为审判活动服务；另一方面，审判活动的进行又为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育提供土壤。根据物质作用与反作用的原理，它们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
冲突之一：现行审判机制对法官职业思维方式培养障碍。
审判机制作为法官职业思维方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其缺陷对法官职业思维方式培养障碍是决定性的一面。
（一）当庭认证、当庭宣判的适用率低下，延缓了法官职业思维方式培养效率。
法官在庭审中的一切活动是在公众的注视下进行，它促使法官在群众参与、监督下对庭审中所作一切决定作出自理性的分析，因此庭审程序的严格执行有助于锻炼法官职业思维的严密、迅捷能力。目前，法庭举证、质证程序执行得比较顺利，特别自《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颁布实施以来，法庭举证、质证在民事审判中的操作已然规范了许多，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当庭认证、当庭宣判适用现状相对来看很不理想。许多法官在庭审中疏于对证据的分析认定，特别是当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遭到另一方的异议时，法官认为难以作出理性的分析时便借口在合议庭评议时再作确认，但当评议后继续开庭时，法官却对此避而不提，最后不了了之；同样，当庭宣判的适用也存在类似的缺陷，法官庭审时认为一时难以作出判决，为避免日后担责，便借口报庭长、院长审批后定期宣判或报审委会讨论后再定期宣判，无形中便将责任风险转嫁于庭长、院长或审委会了。
（二）合议制特别是陪审员合议制的缺陷对法官职业思维形成障碍。
合议制在审判中起着发挥法官集体智慧结晶，杜绝主审法官主观办案的有效作用，然而当前合议制运行中普遍存在“合而不议”的现象，既便是有合议的意见，但当案件要提交审委会讨论时，由于是承办法官一人汇报，难免造成汇报意见不全或带有承办法官个人的主观倾向，最终使“合议”流于形式。合议制中基层法院的陪审员参加合议的作用更是轻微，有的陪审员在开庭至判决的整个过程中可以“一言不发”，实际上等于“陪坐”，许多法官将陪审员参加合议当成是一种摆设，加之现行的陪审员一般是采取聘任的单一方式而非选任，而且又多是从法院退休干部中聘任，这种聘任完全有可能是主审法官凭关系疏远而定，而非凭陪审员的业务知识技能高低而定，其本质就是将公众选举陪审员的权利剥夺殆尽。因此，陪审员的素质没有把好关也是合议制的一个重大缺陷。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形成一些法官在审判时或主观臆断，或滥用职权，造成法官思维方式随意性较大。
（三）回避制度的缺陷与法官职业独立性思维培养的冲突
回避是法律为保障法官裁判中立性和公正性得到公众信赖的一种制度。目前，我国三大诉讼法对法官回避适用的条件、对象、程序均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由于该制度尚不完善，妨害了法官独立性思维的养成。主要表现如下：
1、回避制度在实践中执行不严。据有关资料反映，许多基层法院连续几年都未发生过一起法官回避情形，既便有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过回避申请，但没有引起必要的回应。因此，不难想象，回避制度在我国法院运行的现状如何。
2、法律未对违反回避制度的法官规定严格的责任追究制，特别是对法官违反自行回避的情形未加约束，导致一些法官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习惯，不愿自行回避，甚至个别法官利用此钻制度“漏洞”、打法律“擦边球”，徇一己之私为当事人谋利。
正由于回避制度的这些缺陷，当事人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找上法官或通过地方行政官员给法官施加压力的现象是屡见不鲜，以致法官办案时带严重的主观倾向，或面对压力不得以牺牲司法公正为代价作出妥协。这些无疑都妨害了法官职业独立性思维的养成。
（四）审判监督制的低效应与法官合法性思维培养不相协调。
当前审判监督机制没有跟进审判需求，导致案件重审、再审率有所提高。其主要表现在：
1、审判监督队伍素质相对较低。目前有些法官对审判监督法官的个人素质要求不够重视，安排的多是一些“闲置”人员进入审监庭，他们要么不是科班出身，要么法律知识相当欠缺。
2、审判监督法官自身的行为没有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加以约束。导致一些审监庭法官疏于监查，而使法院案件流程跟踪管理规定流于形式。
当前审监效应的低下现状无疑使法官在办案时放松了对案件质量的高要求，当面对原、被告双方尖锐的对立意见时，为避免当事人将矛头转向自己或法院，而考虑追求双方意愿的统一，即在当事人看来的“合理性”，既使这种合理是违法的。
（五）审判公开透明“度”的不确定性产生法官职业思维的模糊区。
我国现行法律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审判过程及结果应当向群众、社会公开。然而法律对这种公开的“度”没有作进一步阐述。随着人们法律意识逐渐加强，公众强烈呼吁法院审判活动要杜绝暗箱操作、实行阳光审判。我国法院改革也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毋庸讳言，这种所谓的公开透明度还不高，与法治发达国家一些先进做法有所差距。正是由于缺乏公众监督，我国法官在审判中对自己思维能力要求降低，久而久之，一些法官在这种审判环境下养成模糊性思维习惯，即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不屑（如：认为没有必要）或不愿（如：怕触及当事人的利益而得罪人）去对法律问题作详尽、周密的分析、思考。
冲突之二：法官职业思维培养对审判机制造成负面影响。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当前，我国法官队伍职业思维方式培养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影响形成的思维方式与现代审判机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
（一）我国法官职业思维方式难脱模糊性与判决确定性之间的冲突。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一个重要特点是模糊性。它使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时，总是满足于通过事物的表面现象直觉得到的第一印象，而不习惯或者说不愿意作周密、详尽地分析。模糊性的思维方式对我国法官职业思维产生较大的危害。特别是当职业思维受到诸如审判机制缺陷在内等因素的限制后，更是难脱模糊痕迹。如法官在原、被告双方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时，往往是依直觉主观判断对证据作出确认，而不是依照法律规定结合案件情况，判断哪方提供的证据证明力较大；又如对事实的模糊性认识导致法官在作出裁判时理由阐述不清等等。但事实是原、被告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必有一方败诉，法院在判决时必须加以明确。因此，这种模糊性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法官裁判理性不强，难以取信于公众，从而影响了司法权威。
（二）片面强调中立性树立“折中主义”或“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冲击审判公正。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道德标准，主张对人处事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衷的态度，“折中主义”的意思亦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庸之道、折中主义在中国产生的流毒是深刻的，特别是法官须以中立者的身份出现，如果立场不是公众看起来的相对“中立”，则很容易遭到众人诽议，在我国审判机制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在这种绝对“公正”意念主使下，我国法官职业思维方式不免有行“折中主义”或“中庸之道”之嫌。在遇到难以断定谁是谁非时，对原、被告“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是在这种思维方式驱使下法官的惯常作法。其结果必然导致公正的流失，并且有可能因此同时损害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促使他们对法院不满，最后导致群众对司法公正丧失信心。
（三）我国法官逻辑思维方式过于机械性与审判价值的冲突。
法官在办案过程中运用的逻辑思维，它更追求的是一种技巧，决非机械式照搬“三段论”推理。正如英国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爱德华·科克曾经讲到的：“法官具有的是技术理性，而普遍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由于社会现象的错综复杂，法律问题也变得愈加复杂，加之物质世界运动的绝对性，法律推论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审判中，法官面对的事件往往是事过境迁的，他纵有千般能耐，也不可能一层不变地再现历史，他要做的只能仅限于通过对现有证据的细致分析，再运用逻辑手段重组事实，而这种事实只能是“法律上的事实”，即使可能与客观真实有反差，但如果法官能将裁决结果对公众作出自理性的论证时，便是实现了审判价值，这就与“要追求阳光，就必须接受阳光下的阴影”道理一样。然而现在，我国不少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模仿刑事侦查活动，按部就班、一味追求形式上的逻辑合理，以期推出客观真实，在受到诸如审判监督没有跟进等因素障碍后，就形成了机械式的逻辑思维习惯。而机械式逻辑思维方式就如法官在寻求“物质世界的绝对真理”那样令人可笑。如此一来势必降低审判活动的效率，使诉讼流于形式，从而司法丧失其存在的价值。
综上，一方面，我国法官职业思维方式受到审判机制的限制后形成了一些不良的思维定势；另一方面，这些不良思维定势促使法官自觉或不自觉地违反审判规定，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以致审判机制在遭受破坏后漏洞突显，继而又进一步限制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养。如此以来，两者的冲突愈演愈烈。

对引发冲突的深层次思考
离婚时，一方因交通肇事所欠下的侵权之债属一方个人债务抑或夫妻共同债务？

曾广荣


[案例]

　　小庆和妻子小李婚后添置一辆货车跑运输，收入用于家庭生活。2009年2月13日小庆外出营运时发生交通事故，需赔偿对方人民币十余万元。2009年8月21日小李诉至法院要求与小庆离婚，双方对解除婚姻关系没有异议，但对小庆交通事故所欠下的十余万元属小庆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存在分歧。小李认为，这十余万元钱是小庆因侵权行为所负的债务，是他违反交通规则过失酿成事故所产生的，应由其自己负责，所以这笔债务应属小庆的个人债务。

　　笔者认为，该笔债务应属夫妻共同债务。

[解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进步日新月异。据2009年4月2日公安部交管局宣布，截至2009年3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1.7亿多辆，一季度平均每天增加3.2万辆，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私人汽车的大量增加。在这样形势下，道路交通安全就成为极为重要的社会问题。而在夫妻一方驾驶私家车发生交通事故所欠下的侵权之债，究竟是一方的个人债务抑或属夫妻共同债务，不能单就婚姻法中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的范围进行界定，还应首先结合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来进行分析。

一、以小李观点从婚姻法层面分析
　　一般来说，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妻双方因婚姻共同生活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履行法定扶养义务所负的债务。其范围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夫妻为家庭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2）夫妻一方或双方为履行法定扶养义务所负的债务；（3）履行法定赡养义务所负的债务；（4）为支付夫妻一方或双方的教育、培训费用所负的债务；（5）为支付正当必要的社会交往费用所负的债务；（6）夫妻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7）夫妻协议约定为共同债务的债务。夫妻个人债务是指夫妻约定为个人负担的债务或者一方从事无关家庭共同生活时所产生的债务。其类型主要包括：（1）夫妻一方的婚前债务；（2）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没有扶养义务人所负债务；（3）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生产或者经营活动所负债务；（4）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为一方个人财产，附随这份遗嘱或赠与合同而来的债务也应由接受遗嘱或赠与的一方单独承担，他方无清偿责任；（5）夫妻双方依法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6）夫妻一方因个人不合理的开支，如赌博、吸毒所负债务；（7）其他依法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
　　综上，上述分类主要用来界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合同之债。所以从婚姻法层面来看，如需确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属于夫妻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可以考虑以下两个判断标准：（1）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如果夫妻有共同举债之合意，则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共享，该债务均应视为共同债务。（2）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尽管夫妻事先或事后均没有共同举债之合意，但该债务发生后，夫妻双方共同分享了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则同样应视为共同债务。
　　但交通肇事所导致的债务属侵权之债，而非合同之债。如夫妻一方驾肇事车用上述两个标准来判断，夫妻双方既无共同交通肇事（侵权）之合意，更谈不上分享侵权之债所带来的利益。故上述两则标准只能用来判断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合同之债，是属夫妻一方个人债务抑或属夫妻共同债务。要判断夫妻一方发生交通事故所负侵权之债，属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应首先从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来分析。

二、因道路交通事故所负侵权之债属夫妻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应首先从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来分析。
　　道路交通事故中责任主体的确定，目前学界和审判实务界大都认同以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归属的“二元说”，即从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两个方面考量。所谓运行支配，即谁对机动车的运行具有支配和控制的权利；而运行利益的归属，即谁从机动车运行中获得了利益。一般情况下，如果同时符合这两个标准，则可确定为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责任主体。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如《关于被盗机动车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批复》、《关于购买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机动车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保留机动车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机动车保有人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请示的批复》等，都体现了这种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主体认定的基本思路。
　　从上述可见，夫妻一方因交通肇事而负的侵权之债，应从另一方对该机动车能否进行运行支配和有无运行利益来判断，如符合这两项标准，则应认定为共同债务。反之，则应认定为个人债务。具体到本案例来看，肇事机动车属于小庆和小李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均是该车的保有人，均从该车的营运中获取运行利益。作为共有人之一的小庆在营运中因交通肇事所负的侵权之债，应当由全体共有人即小庆和小李共同承担，性质上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

三、其次应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主体和婚姻法中夫妻个人或共同债务综合进行分析。
　　在现实生活，道路交通事故中肇事车辆的权属是多种多样的，上述案例仅就驾驶私家车肇事所产生的债务来进行分析。如果夫或妻一方受他人雇佣因交通肇事而产生的侵权之债，属一方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应就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如果夫或妻一方因受雇劳动所得收入用于家庭生活，则此笔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为所负债务是在为家庭共同生活时所致，这也符合夫妻共同债务范围界定的第（1）类夫妻为家庭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另如果夫或妻一方在纯粹个人游玩中驾驶他人车辆交通肇事，其所负债务应认定为个人债务，因这并非是为夫妻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中所致，而是其个人的侵权行为所致，这也符合夫妻个人债务范围界定的第（7）类其他依法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总之，因交通事故所负债务应结合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主体和婚姻法中夫妻个人或共同债务的范围来具体分析。

[反思]
　　笔者从事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研究和审判工作已有数年，目前法院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对驾驶私家车肇事的责任主体确定。一般仅就驾驶私家车肇事的夫或妻一方作为责任承担者（实践中私家车的登记所有人也仅登记在夫或妻一方名下）。当然这种做法也是无可诟诽的，因为在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无论判决由夫或妻一方承担赔偿义务，均属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中的自己责任，即便在案件执行中也可就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执行。同样，在道路交通事故之后的离婚纠纷中，承办法官也不应仅看道路交通事故中的一纸判决，还应从该事故中的责任承担方式，结合婚姻法中夫妻个人或共同债务的范围来判断该侵权之债是属夫妻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曾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