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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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加强城市照明管理促进节约用电工作的意见

建城[2004]204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北京市、重庆市市政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建委、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天津市市容环境管理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发展改革委（计委）、经贸委（经委）：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城市照明管理，促进节约用电，引导我国城市照明工作健康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城市照明管理的重要意义

　　城市照明是城市功能照明和景观照明的总称，主要是指城市范围内的道路、街巷、住宅区、桥梁、隧道、广场、公园、公共绿地和建筑物等功能照明与夜间景观照明。城市照明对城市交通安全、社会治安、人民生活、美化环境等具有重要作用，是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照明发展很快，对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从总体上说，城市照明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在：法规和相关标准滞后，建设市场混乱，重视工程建设，轻视维护管理；忽视照明设计的文化品位和与环境的和谐，单纯追求亮度，追求豪华，造成光污染；使用低效照明设备，电能浪费严重，加剧城市用电的紧张等。

　　城市照明管理直接关系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管理水平。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努力提高对城市照明管理工作的认识，积极会同节能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城市照明工作的组织和指导，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城市照明管理工作的水平。

　　二、明确城市照明工作的原则和主要任务

　　城市照明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城市居民服务的原则；坚持经济实用、节约用电、保护环境的原则；坚持照明建设与当地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原则。今后一个时期，城市照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1、努力完善城市的功能照明。要重点解决城市道路有路无灯、有灯不亮的问题，以保证人民群众夜间出行的安全。要完善城市广场、公园、码头、车站等公共区域的功能照明。大城市亮灯率要达到97%，中小城市要达到95%；城市道路装灯率要达到100%，公共区域装灯率要达到95%；主次干道的亮度指标应满足设计标准值的要求。

　　2、抓好城市照明的规划设计。要按城市规划和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的要求，结合城市的建设与改造，设置照明设施，并做到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城市景观照明要严格按标准设计、按规划建设，讲究亮度与色彩的科学配置，把满足人的安全感、舒适感放在首位，避免光污染，使照明与自然夜空相和谐。

　　3、大力推广节能技术，提高电能利用效率。严格按照照明设计标准规范进行照明设施的建设，不得超标准建设；新建、改建照明项目必须采用科学的照明设计方法，推广采用高效照明电器产品（见附件）和节能控制技术。2006年底前，所有城市要完成节能灯具的改造任务；尽快实现节能型的城市照明体系。

　　三、强化城市照明规划的指导作用

　　城市照明主管部门要会同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和节能主管部门，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抓紧编制城市照明专项规划。城市照明专项规划应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根据城市功能照明与景观照明的需要，提出照明的量化指标；第二，根据城市自然地理环境、人文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城市不同的功能分区，确定其照明效果；第三，制定城市照明的环保与节能的具体措施，提出实施方案。

　　各城市应在2008年以前完成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对规划的编制和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对未按规定编制规划的，要限期完成编制工作；对已编制规划，但不符合城市发展需求和节约用电、保护环境原则的，要在规定时间内修改完善；对违反规划的，要监督其改正。

　　四、切实抓好城市照明的节约用电工作

　　在城市照明行业广泛开展节约用电活动，有条件的城市应实施城市照明集中监控和分时控制模式，努力降低电耗。

　　不论是道路照明设施建设项目还是景观照明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都应进行充分论证，要按照照明节能设计标准，优先选用通过认证的高效节能产品，禁止使用低效的照明产品。

　　积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对于节电工作开展得好、节电效果显著的单位，各地应予以奖励。

　　要以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促进健康为宗旨，积极推广绿色照明，抓好城市绿色照明示范工程，提高城市照明质量、努力改善城市人居环境。

　　五、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照明管理体制改革

　　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改革建管养一体的管理体制。按照建设部《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养护作业应推向市场，实行养护维修作业招标投标制。

　　按照“有利管理、集中高效”的原则，积极探索将城市照明建设、管理统一到一个部门，集中行使管理职能。

　　公益性的城市道路照明、景观照明，应纳入公共财政体系，由城市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保证。开征电力附加费的地方必须做到专款专用，保证其维护经费与电费的正常支出。

　　六、建立健全城市照明法规和标准体系

　　要加快城市照明的法制建设，建立和完善法规、规章制度，做到依法建设、依法管理。依法治理城市照明建设中的光污染。负责城市照明的主管部门要与城建监察部门、电力部门密切配合，依法打击盗窃和恶意破坏城市照明设施的行为。

　　完善城市照明标准体系，制定城市照明工程强制性标准。要尽快制定城市照明规划建设标准和光污染控制标准，引导城市照明向“高效、节能、环保、健康”的方向发展。

　　七、加强城市照明建设市场管理

　　要按照《招标投标法》、《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加强对城市照明工程的市场管理。城市照明单项工程要严格执行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管理制度，严禁无证承包。要充分发挥城市照明工程专家的作用，实施城市照明工程项目设计方案的专家论证制度。

　　政府投资和政府为主投资的城市照明工程项目，应当按照《建筑法》、《招标投标法》等有关规定，进行招标或采购。

　　附：城市照明中鼓励推广采用的高效照明电器产品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附件：

城市照明中鼓励推广采用的高效照明电器产品目录

　　（一）电光源产品

　　1、T8双端荧光灯（三基色）（产品能效值符合GB19043-2003《普通照明用双端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的要求）

　　2、T5双端荧光灯（三基色）（产品能效值符合GB19043-2003《普通照明用双端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的要求）

　　3、自镇流紧凑型荧光灯（产品能效值符合GB19044-2003《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的要求）

　　4、高压钠灯（产品能效值符合GB19573-2004《高压钠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中能效评价值的要求）

　　5、金属卤化物灯（产品能效标准正在制定之中）

　　（二）镇流器

　　1、管形荧光灯用电子镇流器（产品能效值符合GB17896-1999《管形荧光灯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的要求）

　　2、管形荧光灯用高效电感镇流器（产品能效值符合GB17896-1999《管形荧光灯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的要求）

　　3、高压钠灯镇流器（产品能效值符合GB19574-2004《高压钠灯用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的要求）

　　4、金属卤化物灯镇流器（产品能效标准正在制定之中）


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立法完善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 张开清


1998年3月30日凌晨，李某持铁水管等作案工具，撬开窗枝爬入一间小卖部盗窃。但刚进入店内就被店主聂某发现，李某即用铁水管敲击聂某的头部，然后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李某所受的损伤属轻伤。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李某犯罪行为的定性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从本案定性的分歧，反映出审判实践中对转化型抢劫罪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认识。本文拟就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以及立法完善作一些粗浅探讨。
一、转化型抢劫罪的类型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可见，转化型抢劫罪分两类：第一类是携带凶器抢夺转化而成的，第二类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后出于某种目的继续实施特定行为转化而成的。在这二类转化型抢劫罪中，第一类是基于前提行为“携带凶器”而转化，第二类是基于后续行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而转化，二者相对而言，“携带凶器”是静态的、消极的，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动态的、积极的。为便于阐述，本文姑且将第一类称之为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将第二类称之为积极转化型抢劫罪。
二、司法实践中对转化型抢劫罪认定存在的分歧
⒈对消极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携带凶器抢夺的，抢夺数额要达到较大，才能认定转化为抢劫罪；第二种观点是，携带凶器抢夺要转化为抢劫罪，必须满足所携带的凶器被被害人感知的前提；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行为人在抢夺过程中所携带的凶器既要被被害人感知，所抢夺数额又要达到较大，其行为才转化为抢劫罪，对抢夺的数额较小，所携带的凶器又不被被害人感知的，应认定为无罪。
⒉对积极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诈骗或抢夺行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即转化抢劫罪。这种观点是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最为流行的观点，且在不少学者的著述中也屡见不鲜。第二种观点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转化为抢劫罪，关键看盗窃、诈骗、抢夺是否既遂，只有属于既遂，才转化为抢劫罪。
三、笔者对转化型抢劫罪现行立法的理解
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转化型抢劫罪现行立法，是离不开罪刑法定原则的。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贯穿于刑法始终，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全过程，它当然也是我们正确认定转化型抢劫罪的指针。
首先，从立法层面上分析，现行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所谓罪刑法定原则，简而言之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对此我国刑法第三条有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原则有几项基本要求：1.罪刑法定化，即犯罪与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2.罪刑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的法律规定；3.明确化，即刑法条文必须文字清晰，意思确切，避免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从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和第二百六十九条的条文看，该两条分别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或者“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均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可见，刑法的上述规定符合“法定化、实定化、明确化”的要求的，因而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
其次，从犯罪构成理论分析，要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转化型抢劫罪，关键看该行为是否符合这两类转化型抢劫的构成要件。具体地说，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应符合以下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实施了公然抢夺公私财物的行为；第二，行为人实施抢夺行为时，随身携带了凶器；第三，行为人实施抢夺行为时年龄已满14周岁，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第四，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目的。只要符合上述四个要件，即可认定其行为构成消极转化型抢劫罪。至于行为人抢夺的数额是否达到较大的起点、所携带的凶器是否为被害人所感知、携带凶器的目的则在所不问，因为立法上并没对此作出要求。而积极转化型抢劫罪应具备以下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先前实施的盗窃诈骗或抢夺行为已构成盗窃、诈骗或抢夺罪。第二，行为人后续当场使用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方法。第三，行为人使用上述方法的目的是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第四，行为人已满16周岁。这点有别于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因为，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实施的抢夺行为构成抢夺罪，所以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同典型抢劫罪犯罪主体的要求一致，即年满14周岁；而积极转化型抢劫罪成立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先前实施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已独立成罪，故对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应与盗窃、诈骗、抢夺罪犯罪主体的要求一致，即年满16周岁。第五，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目的。至于盗窃、诈骗、抢夺是否既遂，不影响积极转化型抢劫罪的成立。
四、转化型抢劫罪的法律适用
如前所述，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符合“法定化、实定化、明确化”的要求的，其中仅有“凶器”一词尚存一些解释余地，按理说在理解上亦不会有太大偏差。但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对上述规定的理解偏差太大，以致上述规定没能得到严格、正确的适用。
转化型抢劫罪的法律适用主要涉及现行刑法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1998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盗窃数额虽未达到构成犯罪的起点，但具有某些特定情节的，亦可认定构成盗窃罪。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更是将盗窃数额忽略不计：“对于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但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看，盗窃构成犯罪只有数额（较大）和次数（多次）的要求，并无情节上的要求，“其他严重情节或者特别严重情节”仅是与“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幅度相当的量刑标准，换言之，情节仅是盗窃罪的量刑标准，而非定罪因素。如此一来，在这一问题上司法解释与刑法便出现了冲突，出现了如何适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排除上述司法解释中与刑法相冲突部分的适用。理由如下：
其一，我国刑法第三条严格规定，某行为是否属犯罪行为仅由法律明文规定，即是说，司法解释无权就此作出规定。上述司法解释将刑法并没规定为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超出了司法解释的权限，是越权解释，且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不应得到适用。其二，退一步说，即使司法解释有权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按法的效力等级原则，上述司法解释中与刑法冲突的部分也不应得到适用。因为，按照法的效力等级理论，不同效力层次的法律规范同一问题上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应适用效力位阶高的法律规范，除非效力位阶较低的法律规范是经特别授权、获准作出不同于效力位阶高的法律规范的规定。众所周知，刑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的，而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二者相比，刑法的效力位阶高，且全国人大并没特别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就上述问题作出不同的规定。
五、现行立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
要正确理解转化型抢劫罪现行立法离不开罪刑法定原则，而要查找现行立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存在的缺陷，则离不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根据罪行危害的大小来决定刑罚的轻重，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与罪刑法定原则一样，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同样地贯穿于刑法始终，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全过程，它对定罪量刑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那么，现行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存在的缺陷何在？笔者认为，其缺陷就在于立法时未充分考虑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致在转化型抢劫罪上未能实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⒈关于消极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失之过严，致使打击面及打击力度过大。按现行刑法规定，只要行为人在抢夺的过程中携带凶器的，即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此规定显然过于严苛。笔者认为，典型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在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人身强制方法，转化型抢劫罪也应符合这一特征。从字面上分析，所谓“携带”，按《现代汉语词典》的注解，是“随身带着”之意，它至少包含了两层含意，一是明示地持有，二是暗藏着（未显露明示或暗示，亦未使用）。在实践中也确实存在这两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行为人是亮出凶器进行抢夺，显然对被害人构成胁迫或精神强制，符合典型抢劫罪的特征，因而以抢劫罪定罪处刑是恰当的。但在第二种情况下，暗藏凶器因不为被害人所感知，因而不会令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即不会产生胁迫等精神强制效果，也就是说，暗藏凶器抢夺实质上不具备典型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暗藏凶器抢夺的社会危害性实质上与典型的抢夺一样，故对这类型抢夺，应看其是否符合抢夺罪的构成要件，符合的则以抢夺罪定罪处罚。现行刑法将暗藏凶器抢夺的行为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对该行为人来说，是加重了其刑事责任，归根到底，是有违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
⒉关于积极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失之过宽，导致对这类犯罪打击面过小，打击不力。依现行刑法，积极转化型抢劫罪的转化前提之一是行为人的先前行为须已构成盗窃、诈骗或抢夺罪。因此，如果行为人盗窃、诈骗、抢夺的数额未达到较大起点，而为了窝藏、拒捕等目的而当场使用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方法，且其使用暴力未致人轻伤，那么，其既不构成盗窃、诈骗或抢夺罪，也不构成抢劫罪和故意伤害罪。但是，这类行为实质上完全具备典型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其一，这类行为侵犯了双重客体，即公私财产所有权（注意：抢劫罪对侵犯的财产无数额起点的要求）及他人的人身权利；其二，客观上当场使用了暴力或胁迫（以暴力相威胁）的方法。这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典型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当，而大于盗窃罪、诈骗罪和抢夺罪。即是说，这类行为具备犯罪的本质特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现行刑法未将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未规定这类行为应受刑事处罚，使这类行为欠缺刑事违法性和刑罚当罚性，无法从刑事上对这类行为给予打击，失之过宽，甚至可以说，这是立法上的漏洞。按一般逻辑，社会危害性越大，其罪则越重，其刑亦越重。现行刑法未将社会危害性大于盗窃、诈骗和抢夺罪的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也是有违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
⒊积极转化型抢劫罪与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同属转化型抢劫罪，但二者对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却不同，这明显不合理。如前所述，按现行刑法对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因为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并不以行为人实施的抢夺行为构成抢夺罪为转化前提，所以对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与典型抢劫罪的要求一致，即年满14周岁；而积极转化型抢劫罪转化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先前实施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须独立成罪，故对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与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犯罪主体要求一致，即年满16周岁。如此一来，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⑴消极转化型抢劫罪与积极转化型抢劫罪同属转化型抢劫罪，但对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却不同；⑵就这二类转化型抢劫罪相比较，在消极转化型抢劫罪中，行为人只是“携带凶器”，施加于被害人的仅是胁迫而已，但在积极转化型抢劫罪中，行为人则“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对被害人实施的兼具暴力因素和胁迫因素，可见，无论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意方面看，还是从社会危害性方面看，积极转化型抢劫罪均比消极转化型抢劫罪更为严重。因而，二者对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应保持一致，在量刑上亦应有所区别(最低限度二者应持平)。但是，按现行刑法的规定，积极转化型
抢劫罪反而要求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须年满16周岁，它缩小了抢劫罪犯罪主体的范围，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逻辑的，亦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
上述立法缺陷，导致出现了“合理的却不合法，合法的却不合理”的怪圈。要走出这个怪圈，最终有待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尽快对刑法的相关规定作出相应的修改或作出相应的立法解释。
六、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完善
笔者认为，刑法的规定应同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事相适应原则。而现行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仅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而与罪责刑事相适应原则相违背。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刑法相关条文应作以下相应的修改：将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修改为“携带并明示或暗示凶器进行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将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修改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