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的名单（2002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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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的名单（2002年12月28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的名单（2002年12月28日）
（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贾春旺的公安部部长职务；
任命周永康为公安部部长。
二、免去戴相龙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
任命周小川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三、免去张学忠的人事部部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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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邓杰 陈志强
(华侨大学 法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摘要:民间音乐作品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和宝贵资源，必须予以适当的法律保护。经过对不同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和比较，以著作权方式对民间音乐作品实施保护无疑应是现阶段一种务实而明智的选择。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 民间音乐作品 著作权
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可谓当今国际上的一个难题，各国对于是否给予其法律保护，给予什么样的法律保护，即采取何种法律保护模式，具体如何实施这种法律保护，不仅存在重大的理论分歧，而且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立法与实践。为此，曾有学者将此问题称为“法学界的歌德巴赫猜想”。 而民间音乐作品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中最为活跃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部分，其法律保护问题更显突出，尤为值得关注。本文拟针对现实案例中涌现出来的几个重点问题，就民间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作一分析和探讨，以期对民间音乐作品的法律保护模式的适当选择及相应法律保护制度的合理构建有所助益。
一、民间音乐作品法律保护问题的提出
（一）典型案例介绍
1．西部民歌权属纠纷案
著名的音乐艺术家王洛宾先生在深入大西北民间音乐的宝库几十年中，历尽千辛万苦，搜集、整理和改编了大批优秀的民歌，但当其通过协议向台商“一次性卖断”其中的一些作品后，却遭到了中国西部很多少数民族同胞和音乐界人士的猛烈抨击，国家版权局的相关负责人也作出了“不属于著作权保护范围的作品”的论断 。最终少数民族同胞和国家版权局无法为民间音乐进行法律保护找到适当的法律依据，王洛宾先生也没有办法对自己辛苦搜集、整理和改编的作品进行转让。该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保护的法律缺位已构成艺术作品流通的严重障碍，并对少数民族的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
2．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政府诉郭颂等侵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是：原告黑龙江省饶河县赫哲族乡政府主张《乌苏里船歌》是由《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等赫哲族传统民歌编曲而成，并非被告郭颂原创，应该定性《乌苏里船歌》为赫哲族民歌，并要求被告作出声明及赔偿损失。依照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作出的鉴定报告，法院作出的最终判决是：《乌苏里船歌》是郭颂等人在赫哲族世代流传的民间曲调的基础上，运用现代作品手法创作完成的，郭颂作为合作作者之一，享有对《乌苏里船歌》的著作权，以任何方式使用时应注明“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应该说，与“西部民歌风波”案相比，该案在解决民间音乐作品法律保护问题上有了明显的进步，不仅承认改编作者享有著作权，而且尝试着对民间音乐作品的权利主体提供一些必要的救济。
3．其他相关案例
湖南的刘鸿志对电视连续剧《水浒》主题曲《好汉歌》产生质疑而进行诉讼，认为《好汉歌》抄袭了中原民歌《王大娘补缸》，后来《好汉歌》被判为原创作品； 在英国，1960年代的“西部之家”民歌案也是一宗关于民间音乐作品权属纠纷的案件。英国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当地流传多年的苏格兰民歌“西部之家”因无法确认其作者而属于公共领域的作品，任何人都有权将其录制下来，而将其录制下来的成果不具有原创性，因而不能享有版权。 在美国，1963年“Kingston Trio”案同样涉及民间音乐作品的权属。在该案中，名为“Kingston Trio”的三重唱组合改编了一首他们认为属于公共领域的歌曲“Tom Dooley”，而没有提到这首歌曲的原创者——生活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山区的农民Frank Proffitt和记录、整理、改编这首歌曲并发表于《美国民歌集》的民歌收藏家Frank Warner。法院最终审查判决三重唱组合的改编行为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即侵犯了《美国民歌集》印制版本中应当得到保护的著作权。
（二）几个重要问题的提出
从上述诸案例不难看出，是否以及如何给予民间音乐作品以何种法律保护，是一个让各国都感到有些措手不及的新问题，但是又不得不认真面对并寻求合理解决的难题。总的来看，该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何为民间音乐作品，其与现行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之一——音乐作品相比有何特殊性；
第二，应否给予民间音乐作品以法律保护，对其保护有何意义；如何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即采用何种适当的法律保护模式对其进行保护，是纳入现行的著作权保护体系还是针对其特殊性确立新的保护机制；选择的保护模式如何在受保护的权利主体与社会公众的利益之间保持平衡，即如何在推动民间音乐作品的持续创作与促进各国、各民族、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之间保持平衡；
第三，如果选择给予民间音乐作品以著作权保护的话，应如何消弥民间音乐作品与现行著作权制度之间的缺口，构建有效的民间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机制。
二、民间音乐作品的界定
民间音乐，就是扎跟于人民生活，与人民的生活习俗、山川地貌、文化传统、社会影响等密切相关的音乐艺术类别。其基本特征是：创作主体的群体性和融合性；流传过程的传承性和变异性；受地域影响深远以及存在形态的非固定性和非接触性。在很多西方关于民间音乐作品的著作中，将民间音乐作品写成“Folk Music”或者“Traditional Music”，我们应当从“民间”和“音乐作品”两个方面来界定民间音乐作品：
首先，“民间”一词指明了作品的来源和创作方式。根据《美国传统字典》的解释，“Folk”指的是一个社会或地区被看作是传统生活方式代表的普通的人群，尤其是作为组成特色文化的风俗、信仰、艺术的发源者和传播者。笔者认为，“民间”应当解释为，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充分反映符合其群体期望的群体导向和社会价值的一个群体中，这个群体可以是民族、部落、社区甚至国家，也可以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个体。
其次，对于“音乐作品”的理解，各国尚存在一定的分歧，分歧的焦点是音乐作品究竟是否包含文字。一种理解是把文字排除在音乐作品之外，例如，1988年《英国版权法》第3条第1款第2项即规定：“音乐作品系指由乐曲构成之作品，其中不包括意在随乐曲一同演唱或口述之文字，也不包括一同表演之动作。”另一种理解是将与音乐一同演唱的词（文字）一同视为音乐作品。采此理解的国家占多数，如我国2002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3款规定：“音乐作品，是指歌曲、交响乐等能够演唱或者演奏的带词或不带词的作品。”为解决各国在此方面的分歧，《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和《世界版权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采取折衷的方式来界定音乐作品，即“配词或未配词的乐曲”类作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间音乐作品是指由某社会群体（如民族、区域、国家）或者该群体中的一些个体所表达的符合群体期望和有一定社会价值的旋律、和声和节奏的艺术表现形式，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是以口传心授为传播途径，以自由流变为其基本存在方式和生命源泉的合成作品。通常具体表现为民歌、说唱、器乐等民间音乐艺术表现形式。
三、民间音乐作品法律保护模式的选择
（一）关于民间音乐作品法律保护模式的理论分歧
是否应对民间音乐作品进行保护，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1．主张不给予法律保护
这种观点认为不应对民间音乐作品予以法律保护，而应将其纳入公共领域，人人得以用之。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民间音乐作品的权利主体靠集体文化遗产培养，从中汲取完成自己的作品所需的各种元素，因此，反过来，将他们的作品纳入这种共同的财产范围也是理所当然的；民间音乐作品作为动态的艺术表现形式，经过一段很长的流传时间后，无法再找到所有的继承人，即使找到也无法使他们意见一致地按作品流通市场所要求的速度授权使用作品；如果赋予民间音乐作品权利主体专有权利，公众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也不能激发创造力；同样，它会使作品难于流通，这不符合公众享有文化的迫切要求。有些国家如俄罗斯和南斯拉夫，即在其著作权法中否定和排除了对民间音乐作品的保护。
2．主张给予法律保护
这种观点认为应对民间音乐作品进行法律保护，赋予其主体一定的权利，使其能从任何对民间音乐作品的商业复制和使用中获得相应的利益。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民间音乐作品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传统社区、部落和民族创造，代表了传统社区、部落和民族的信仰和感情，出于对这些社区、部落、民族人权的尊重，应当赋予其一定的权利以对抗对民间音乐作品的滥用或其他损害行为；保护发展文化多样性的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考虑，每种文化都有其长处和缺陷，一种文化要想在不利于自身存在的条件下获得生存的机会和可能性，就只有通过吸收其他文化的优势来取长补短，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就人类文化的整体而言，如果离开了所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整合，就有可能将一种文化的缺陷放大为整个人类文化在总体上所普遍具有的共同缺陷，从而危及到人类文化的持续存在；对民间音乐作品进行法律保护有利于民间音乐的可持续发展，民间音乐作品的维护和持续发展需要一定经济利益的带动，只有构建公平的利益分享机制，才能既不对文化传播和创新构成障碍，也留下一定的利益空间返还给民间音乐作品的创作的“源”群体或社区，将“原生态”的民间音乐作品保存下来以维持音乐艺术的可持续发展。
不过，在持给予法律保护观点的学者中，对于具体采用何种保护模式的问题上又出现了分歧：
（1）主张确立全新的法律保护机制。持此观点者从传统著作权不能对民间音乐作品进行有效保护出发，力主构建一种全新的法律保护机制。这种机制以特别权利或传统资源权为核心，在“世界社区”内构建民间音乐作品的权利义务机制，这种特别的权利或传统资源权产生的直接依据是民族自决权，类似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主权，也是一种重叠的权利集合，在地区法、国内法和国际法等不同层面发挥作用，提供了传统社区和工业社会对话的基本政策，这类权利是区别于著作权的，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有权或专有权利，是一种弱化的权利，仅包含有限的禁止权与受益权。这种全新的法律保护机制在实施过程中有“一揽子工具”，既包括一系列国际条约，也有各个土著社区的习惯法，此外还有各国当局与土著社区所订立的各种契约，因此持此观点的学者主张用“软法”（soft law）来代替固有的法律保护模式。 这种主张已经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重视，其精神在一些国际性法律文件中有所体现， 但因这种全新的法律机制缺乏执行土壤，所以至今没有国家采纳这样的做法。
（2）主张实施著作权保护。持此观点者认为应将民间音乐作品纳入现行的著作权体系给予其一种著作权保护。他们指出，虽然传统的著作权制度在保护民间音乐作品时会遇到一些障碍，但这些障碍并非不能克服，只要针对民间音乐作品的特点对现行著作权制度稍作调整和修改，即可实现民间音乐作品的权利主体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这种观点被世界上一些主张对民间音乐作品进行法律保护的国家所采纳，如突尼斯、摩洛哥、玻利维亚等。
笔者认为，在特别权利或传统资源权利机制有效建立起来之前，援引现行的著作权制度可以阻止或防止对传统资源的破坏性使用。虽然现行著作权制度对民间音乐作品的保护尚缺乏足够的针对性和适应性，但完全可以通过对著作权制度的适当调整加以克服和解决。
（二）给予民间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的意义
民间音乐作品虽自有其明显的特殊性，但与现行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在实质上并无太大差异：首先，民间音乐作品和著作权保护的音乐作品一样，是特定群体智力创造的成果，其创作主体相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是相对少数而且可以确定的群体，且其权利主体在创作民间音乐作品时也付出了一定的劳动，根据著作权法的精神，其权利主体应当受到尊重；其次，民间音乐作品代表了民族、社区、部落的特征和文化底蕴，在长期的流变过程中，逐步发展升华，因此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符合著作权法中作品的基本要求；再次，民间音乐作品的权利主体所拥有的不光是对于其创作的作品的精神权利，也包括防止他人未经许可或未付报酬而进行商业性使用的经济权利，这与著作权法中的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基本一致。虽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客体相比，民间音乐作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其实施著作权保护必定存在一些障碍，但这些障碍通过著作权制度的必要调整和改革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这正如著作权制度在确立之初仅保护出版者的权利，但后来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作者的权利最终也被纳入著作权制度的保护范围并成为其保护的核心。
总之，给予民间音乐作品以著作权保护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且在现阶段是最为现实可行的：首先，著作权制度在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之后，早已形成一套相对成熟和完整的规则体系和运作机制，将民间音乐作品直接纳入现行的著作权保护体系，不仅有利于保证对民间音乐作品保护的稳定性、可预见性和易操作性，更可省去重新摸索和构建一套全新机制的成本和风险，况且目前在著作权保护之外似乎并不存在能为民间音乐作品提供更可靠、更有效保护的制度或模式。其次，从实践分析，对民间音乐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能有效建立一种平衡的利益分享机制，即既维护民间音乐作品创造者的利益，激发其创作灵感和动力，促进民间音乐的创作、传承、繁荣和发展，又保证民间音乐作品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并推动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之间民间音乐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实现人类社会资源的优化和共享以及不同社会文明的共存和共荣，而这恰是民间音乐作品寻求法律保护致力于实现的基本价值目标。因此，在更有效、更成熟的法律保护制度被发现或创立之前，以现行的著作权模式为民间音乐作品提供切实有效和及时的保障，当属一种务实而明智的选择。
四、民间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机制的构建
（一）民间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的障碍及克服
民间音乐作品存在于一些传统的社区、民族中，财产的共有和共享是传统社区的基本理念，这与财产私有和商品化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于保护原始社区和传统资源的局限性体现在：第一，知识产权比较注重保护经济权利，而这仅仅是原始社区与自决权相联系的权利中的一个方面；第二，原始社区的“共有观念”传统与知识产权的私人占有性质不兼容；第三，一些原始社区往往生活在相似的环境中并拥有相似的资源，他们的权利可能产生冲突并导致持续的法律纠纷；第五，原始社区财力匮乏，通过诉讼方式维护知识产权十分困难。 具体来说，著作权制度在保护民间音乐作品时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的障碍：
1．关于集体权利
传统著作权制度的保护对象主要有独著作品、合作作品、编辑作品、委托作品、雇佣作品等，因而对集体权利的承认和保护是十分有限的。民间音乐作品不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任何一种集体权利，其既没有共同的创作意图也缺乏共同的创作事实，因而不能称之为合作作品；其既没有某一自然人或法人的倡议和指导，也没有以个体的名义予以出版或发表，因而不能称之为集体作品；其在创作过程中没有雇佣或委托关系存在，因而不是委托作品或雇佣作品。民间音乐作品对于著作权法来说是一类特殊主体的创作，而且这些创作不在同一时空范围内进行或发生，一般都要经历一个持续甚至久远的动态创作过程。所以，民间音乐作品的创作主体是一种新型的创作主体，这就造成了以个人权利为保护核心的著作权制度与集体权利保护之间的冲突。解决这种冲突的方式是，将著作权授予创作民间音乐作品的主体——民族、社区、部落或个人。在缺乏确定的创作主体时，可将国家作为民间音乐作品的权利主体。这些民族、社区、部落、个人或国家应当授权一个机构来对外行使此类音乐作品的权利，把得到的利益用于发展民间音乐艺术。
2．关于保护期限
任何一种权利在赋予时必然附随相应的义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著作权经济权利保护期限予以限制的主要理由是：作者从世界集体文化中汲取完成自己的作品所需的各种元素，经过一定时间后，将其作品纳入集体文化是合理的；超过一定的时间，通常难以甚至无法再找到所有的继承人；不能激发创造力；使作品难于流通。然而，民间音乐作品基于其特点，对其设定著作权保护期限存在很大障碍。一些国家如多哥即主张对其实施永久性保护 ，但这种做法并不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因为这种做法已经打破了传统著作权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平衡机制。从协调关于该问题的冲突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基于民间音乐作品的特殊性，应对其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的保护期限分别考虑，以灵活的方式加以解决：就精神层面而言，由于民间音乐作品反映了特定民族、社区、部落的一种精神信仰，对其原始创造者来说精神权利更为重要，因而其精神权利在著作权法中理应得到永久保护。就经济层面而言，由于经济权利直接关系到民间音乐作品的创作、传承和持续性发展，所以应当赋予其原始权利者以一定的经济权利，但为维持社会公众与创作民间音乐作品的民族、社区、部落、个人之间利益的平衡，对民间音乐作品原始权利者的经济权利又应作必要的限制，即设置一定的保护期。当然，鉴于民间音乐作品的形成时间较长以及各个民族在创作作品时所付出的艰辛劳动等特殊因素，对其经济权利可采取较长的保护期限，从各国的立法和实践来看，也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形下对特殊作品以特殊方式灵活处理，包括给予较长的保护期限甚至永久保护。
3．关于独创性要求
在著作权领域，独创性意味着作品中具有创造性和个人特征的表达形式。独创对应的词是“唯一”，就像大自然中难以找到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即作品中具有某种属于作者个人特有的东西。就音乐作品而言，要求作品是作者的直接劳动成果而不是抄袭其他作品的结果。由于传统著作权追求的是保护具有不同或独特表达方式的作品而不是创造水准高的作品，因而也会给民间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造成一定障碍。独创性要求审核的严格与否直接关系到原作品与改编、演绎作品之间的划分，如果对原作品稍作修改就可以获得演绎作品或改编作品的著作权，那么民间音乐作品的原创者所享有的权利也就名存实亡了。笔者认为，对民间音乐作品“独创性”的认定应从两个方面来把握：其一，在授予民间音乐作品原创者如民族、社区、部落或个人著作权时，应采用客观标准，即仅考虑其“独特性”而不考虑其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水准。因为这主要是一个技术性或艺术鉴赏力的问题，应由公众或专家而不是著作权法作出评判。否则，就会为各种专断打开大门。因为许多名著在首次演出、表演或展出时虽受到冷落甚至贬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最终又博得了广泛的承认和赞赏，如威尔第的《茶花女》、皮兰德楼的《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以及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等。 其二，在赋予民间音乐作品的记录、整理、改编等相关权利人著作权时，依然采用客观标准，对其作品进行“严格”审查，确保其不是对其他作品的简单模仿和复制，应具有自己的特征和个性。如果这些权利人作出的贡献是纯技术性的，则不能受到著作权的保护。例如，单纯的移调和改编，删除或重复某一声部，将简单的平行声部组合起来或增加装饰音等。为此，可以让专业性组织或人士如音乐作品作者协会来进行此类区分并得出鉴定报告。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江西省防震减灾条例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00年6月24日通过，自2000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防御与减轻地震灾害，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预防、地震应急、震后救灾与重建等防震减灾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方针，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防震减灾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防震减灾工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根据本地区实际编制防震减灾规划和计划，并根据防震减灾工作需要，确保资金和物资的投入。
第五条 经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包括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城市，下同）是防震减灾工作的重点地区。
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需要改变的，由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防震减灾工作领导机构，负责综合协调各有关部门防震减灾工作，其日常办事机构设在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
设区的市（包括地区行政公署，以下统称市）和位于地震基本烈度6度以上或者地震动加速度0．05ｇ以上区域的县（包括县级市和市辖区，以下统称县）人民政府应当成立防震减灾工作领导机构，其日常工作由同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承担。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在防震减灾工作中，主要负责地震行业管理，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管理和监督，并具体组织编制和实施省防震减灾规划、计划和省地震监测预报方案。
省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在防震减灾工作中，主要负责将防震减灾的有关工作任务列入基本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重点项目等专项计划，并具体根据责权划分的原则，保障必要经费投入和相应的配套措施。
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防震减灾工作中，主要负责城镇建设以及工业与民用建筑的抗震设计规范实施，抗震设计和施工的监督管理。
省人民政府民政主管部门在防震减灾工作中，主要负责地震应急期间和破坏性地震发生后救济物品的调配和灾民安置工作。
省人民政府的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震减灾工作。
第八条 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与其他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共同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防震减灾工作。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防震减灾活动的义务，对妨碍、破坏防震减灾工作的行为有制止和举报的权利。
第二章 地震监测预报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震监测设施建设和专业队伍建设，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地震监测预报水平。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加强对地震活动与地震前兆的信息检测、传递、分析、处理和对可能发生地震的地点、时间和震级的预测，提高地震监测预报能力，并鼓励、支持各种形式的群测群防活动。
第十二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制定短期与临震预报方案，建立震情跟踪与会商制度。
第十三条 地震监测台网建设，由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其建设所需资金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由省人民政府和地震监测台网所在地人民政府共同承担。
地震监测台网的撤销与迁移，由所在地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提出申请，报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中省级地震台网的撤销与迁移，还应当报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大型水库、核电站、大型企业可以根据防震减灾的需要，自行投资建设和管理承担特定监测任务的地震监测台网，其台址的勘选、设计和技术验收，应当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指导。
第十四条 地震监测设施及其观测环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不得干扰和妨碍地震监测台的工作，不得占用地震专用通信网的线缆、信道及其设施。
第十五条 在国家规定的地震监测设施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应当避免对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确实无法避免造成危害又必须建设的工程，建设单位在工程设计前应当征得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同意，并按国家有关
规定承担增建抗干扰工程或者拆建、新建地震监测设施的全部费用。
第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统一向社会发布地震预报。新闻媒体刊登或者播发地震预报消息，应当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地震预报为准。
对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地震谣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迅速采取措施，予以澄清。
第十七条 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必须及时核实、上报地震异常信息。已经发布短期预报的地区，如果发现明显临震异常，在紧急情况下，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发布48小时之内的临震预报，同时向省人民政府及其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章 地震灾害预防
第十八条 地震灾害预防，坚持工程性预防措施和非工程性预防措施相结合的原则。
第十九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达到抗震设防要求。下列建设工程在建设前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并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
（一）对社会有重大价值或者有重大影响的医疗、广播、通信、交通、供水、供电、供气等工程；
（二）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水灾、火灾、爆炸、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大量泄漏和其他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包括水库大坝、堤防和贮油、贮气、贮存易燃易爆、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的设施以及其他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三）核电站和核设施建设工程。
前款规定的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的具体范围和评价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本条例所称地震安全性评价，主要包括对工程建设场地所进行的地震烈度复核、地震危险性分析、设计地震动参数确定、地震影响小区划、场址及其周围地震地质稳定性评价、场地震害预测等工作。
第二十条 按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工程建设项目，其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方案设计必须包括专门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内容。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参与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方案设计的审查。未经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参与审查，有关主管部门对该工程
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方案设计不予审批。
第二十一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应当由取得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颁发许可证的单位承担。
第二十二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经省地震安全性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后，由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省地震安全性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意见，按照国家规定的分级管理原则进行审定，并确定抗震设防要求。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物、构筑物等建设工程，必须按照国家颁布的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专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各专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抗震设计规范，对本行业专业建设工程的抗震设计与施工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设计单位必须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和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施工单位必须按照抗震设计进行施工，工程监理单位必须按照设计要求对抗震设防措施进行监理。建设单位不得拒绝和阻碍抗震设防的设计和施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建设单位违反前款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涉及抗震设防的建设工程在竣工验收时应当对抗震设防质量进行验收，抗震设防质量不符合要求的，建设工程不得投入使用。
第二十五条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自建住房抗震设防的指导，逐步提高农村自建住房的抗震能力。
第二十六条 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根据震情和震害预测结果，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编制防震减灾规划和阶段性的防震减灾目标，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地震重点监视防预区和位于地震基本烈度6度以上或者地震动加速度0．05ｇ以上区域的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据防震减灾规划编制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其抗震措施应当与城市建设同步实施。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宣传、教育、卫生等有关部门做好防震减灾的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防震减灾意识，提高公民在地震灾害中自救、互救的能力。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应当加强对中小学生进行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增强学生对震害的自我防护能力；各有
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专业人员的培训，提高抢险救灾能力。
地震重点监视防预区和位于地震基本烈度6度以上或者地震动加速度0．05ｇ以上区域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地震应急预案的要求组织地震应急演习。
第四章 地震应急
第二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和南昌市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位于地震基本烈度6度以上或者地震动加速度0．05ｇ以上区域的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参照上级政府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省和位于地震基本烈度6度以上或者地震动加速度0．05ｇ以上区域的市、县人民政府，要加强地震应急决策指挥系统建设，保证防震减灾工作协调、有序和高效地开展。
第二十九条 破坏性地震临震预报发布后，省人民政府可以宣布预报区进入临震应急期，并指明临震应急期的起止时间。临震应急期一般为10日，必要时可以延长10日。预报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统一部署和领导临震应急工作。
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应急预案的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做好临震应急工作，对生命线工程和次生灾害源采取紧急防护措施，做好人员紧急疏散、重要设施保护和危险品管理等为主要内容的地震应急工作。
第三十条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立即按照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的要求，成立抗震救灾指挥机构，领导、指挥和协调震后应急工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办事机构设在同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地震灾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将震情、灾情及其发展趋势等信息，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省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告震情和灾情。
第三十一条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省人民政府应当宣布灾区进入震后应急期，并指明震后应急期的起止时间。震后应急期一般为10日，必要时可以延长20日。
第三十二条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加强现场地震监测预报，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地震有关参数，并对地震趋势作出判断。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现场地震灾害损失进行调查、评估，灾情调查结果应当及时报告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破坏性地震灾情及评估结果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对外公告。
第五章 震后救灾与重建
第三十三条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地震灾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交通、铁路、民航、通信、供水、供电、卫生、医药、民政、公安、建设等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采取紧急措施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集体财产；设置避难场所和救济物资供应点，提供救济物品，救治伤
病员；预防次生灾害，制止灾情、疫情的蔓延和发展；抢修被毁坏的交通、通信、供水、供电、供气等工程；维护社会秩序，保证抢险救灾顺利进行。
第三十四条 地震灾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当地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和调度，自觉维护社会秩序，积极参加救灾与重建活动。
第三十五条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省人民政府应当对地震灾区提供救助，并责成有关部门统筹安排救灾资金和物资。
非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震情和灾情，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对地震灾区及时提供援助。
对省内外提供的援助，按省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安排，由地震灾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或者组织负责接受和分配。
第三十六条 地震救灾资金和物资通过国家调拨、自筹、公民互助、保险理陪、捐款和信贷等多种方式筹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救灾资金和物资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专物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必须对地震救灾资金使用和物资分配情况实行专项审计监督。
第三十七条 地震灾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恢复灾区的生产、生活、社会秩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及时编制地震灾区恢复重建规划。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由地震监测设施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下列不同情况予以处罚：
（一）对国家地震监测基本台监测设施或者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的，视危害程度处以5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二）对省级地震监测台网监测设施或者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的，视危害程度处以5000元以上8万元以下罚款；
（三）对市、县级地震监测台网监测设施或者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的，视危害程度处以5000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有关建设单位不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或者不按照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下列不同情况予以处罚：
（一）对工程投资总额在2000万元以下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二）对工程投资总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不按照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的，或者不按照抗震设计要求进行施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专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责令改正，并可根据下列不同情况予以处罚：
（一）对工程投资总额在2000万元以下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二）对工程投资总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和国家治安管理处罚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制造、散布地震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二）阻挠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紧急调用人员、物资或者占用场地的；
（三）在临震应急期或者震后应急期哄抢国家、集体或者他人财产的；
（四）给防震减灾工作造成危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十二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防震减灾工作中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机关或者所在单位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发布地震预报或者擅自向社会扩散地震预测意见，造成社会混乱和经济损失的；
（二）不按规定制定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造成损失的；
（三）违抗抗震救灾指挥机构命令，拒不承担地震应急任务的；
（四）在地震应急期间不坚守工作岗位，临阵脱逃的；
（五）虚报、隐瞒灾情，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截留、挪用地震救灾资金或者物资的；
（七）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其他渎职行为的。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0年8月1日起施行。
2000年6月27日
邓杰 陈志强
(华侨大学 法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摘要:民间音乐作品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和宝贵资源，必须予以适当的法律保护。经过对不同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和比较，以著作权方式对民间音乐作品实施保护无疑应是现阶段一种务实而明智的选择。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 民间音乐作品 著作权
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可谓当今国际上的一个难题，各国对于是否给予其法律保护，给予什么样的法律保护，即采取何种法律保护模式，具体如何实施这种法律保护，不仅存在重大的理论分歧，而且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立法与实践。为此，曾有学者将此问题称为“法学界的歌德巴赫猜想”。 而民间音乐作品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中最为活跃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部分，其法律保护问题更显突出，尤为值得关注。本文拟针对现实案例中涌现出来的几个重点问题，就民间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作一分析和探讨，以期对民间音乐作品的法律保护模式的适当选择及相应法律保护制度的合理构建有所助益。
一、民间音乐作品法律保护问题的提出
（一）典型案例介绍
1．西部民歌权属纠纷案
著名的音乐艺术家王洛宾先生在深入大西北民间音乐的宝库几十年中，历尽千辛万苦，搜集、整理和改编了大批优秀的民歌，但当其通过协议向台商“一次性卖断”其中的一些作品后，却遭到了中国西部很多少数民族同胞和音乐界人士的猛烈抨击，国家版权局的相关负责人也作出了“不属于著作权保护范围的作品”的论断 。最终少数民族同胞和国家版权局无法为民间音乐进行法律保护找到适当的法律依据，王洛宾先生也没有办法对自己辛苦搜集、整理和改编的作品进行转让。该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保护的法律缺位已构成艺术作品流通的严重障碍，并对少数民族的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
2．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政府诉郭颂等侵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是：原告黑龙江省饶河县赫哲族乡政府主张《乌苏里船歌》是由《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等赫哲族传统民歌编曲而成，并非被告郭颂原创，应该定性《乌苏里船歌》为赫哲族民歌，并要求被告作出声明及赔偿损失。依照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作出的鉴定报告，法院作出的最终判决是：《乌苏里船歌》是郭颂等人在赫哲族世代流传的民间曲调的基础上，运用现代作品手法创作完成的，郭颂作为合作作者之一，享有对《乌苏里船歌》的著作权，以任何方式使用时应注明“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应该说，与“西部民歌风波”案相比，该案在解决民间音乐作品法律保护问题上有了明显的进步，不仅承认改编作者享有著作权，而且尝试着对民间音乐作品的权利主体提供一些必要的救济。
3．其他相关案例
湖南的刘鸿志对电视连续剧《水浒》主题曲《好汉歌》产生质疑而进行诉讼，认为《好汉歌》抄袭了中原民歌《王大娘补缸》，后来《好汉歌》被判为原创作品； 在英国，1960年代的“西部之家”民歌案也是一宗关于民间音乐作品权属纠纷的案件。英国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当地流传多年的苏格兰民歌“西部之家”因无法确认其作者而属于公共领域的作品，任何人都有权将其录制下来，而将其录制下来的成果不具有原创性，因而不能享有版权。 在美国，1963年“Kingston Trio”案同样涉及民间音乐作品的权属。在该案中，名为“Kingston Trio”的三重唱组合改编了一首他们认为属于公共领域的歌曲“Tom Dooley”，而没有提到这首歌曲的原创者——生活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山区的农民Frank Proffitt和记录、整理、改编这首歌曲并发表于《美国民歌集》的民歌收藏家Frank Warner。法院最终审查判决三重唱组合的改编行为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即侵犯了《美国民歌集》印制版本中应当得到保护的著作权。
（二）几个重要问题的提出
从上述诸案例不难看出，是否以及如何给予民间音乐作品以何种法律保护，是一个让各国都感到有些措手不及的新问题，但是又不得不认真面对并寻求合理解决的难题。总的来看，该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何为民间音乐作品，其与现行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之一——音乐作品相比有何特殊性；
第二，应否给予民间音乐作品以法律保护，对其保护有何意义；如何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即采用何种适当的法律保护模式对其进行保护，是纳入现行的著作权保护体系还是针对其特殊性确立新的保护机制；选择的保护模式如何在受保护的权利主体与社会公众的利益之间保持平衡，即如何在推动民间音乐作品的持续创作与促进各国、各民族、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之间保持平衡；
第三，如果选择给予民间音乐作品以著作权保护的话，应如何消弥民间音乐作品与现行著作权制度之间的缺口，构建有效的民间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机制。
二、民间音乐作品的界定
民间音乐，就是扎跟于人民生活，与人民的生活习俗、山川地貌、文化传统、社会影响等密切相关的音乐艺术类别。其基本特征是：创作主体的群体性和融合性；流传过程的传承性和变异性；受地域影响深远以及存在形态的非固定性和非接触性。在很多西方关于民间音乐作品的著作中，将民间音乐作品写成“Folk Music”或者“Traditional Music”，我们应当从“民间”和“音乐作品”两个方面来界定民间音乐作品：
首先，“民间”一词指明了作品的来源和创作方式。根据《美国传统字典》的解释，“Folk”指的是一个社会或地区被看作是传统生活方式代表的普通的人群，尤其是作为组成特色文化的风俗、信仰、艺术的发源者和传播者。笔者认为，“民间”应当解释为，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充分反映符合其群体期望的群体导向和社会价值的一个群体中，这个群体可以是民族、部落、社区甚至国家，也可以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个体。
其次，对于“音乐作品”的理解，各国尚存在一定的分歧，分歧的焦点是音乐作品究竟是否包含文字。一种理解是把文字排除在音乐作品之外，例如，1988年《英国版权法》第3条第1款第2项即规定：“音乐作品系指由乐曲构成之作品，其中不包括意在随乐曲一同演唱或口述之文字，也不包括一同表演之动作。”另一种理解是将与音乐一同演唱的词（文字）一同视为音乐作品。采此理解的国家占多数，如我国2002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3款规定：“音乐作品，是指歌曲、交响乐等能够演唱或者演奏的带词或不带词的作品。”为解决各国在此方面的分歧，《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和《世界版权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采取折衷的方式来界定音乐作品，即“配词或未配词的乐曲”类作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间音乐作品是指由某社会群体（如民族、区域、国家）或者该群体中的一些个体所表达的符合群体期望和有一定社会价值的旋律、和声和节奏的艺术表现形式，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是以口传心授为传播途径，以自由流变为其基本存在方式和生命源泉的合成作品。通常具体表现为民歌、说唱、器乐等民间音乐艺术表现形式。
三、民间音乐作品法律保护模式的选择
（一）关于民间音乐作品法律保护模式的理论分歧
是否应对民间音乐作品进行保护，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1．主张不给予法律保护
这种观点认为不应对民间音乐作品予以法律保护，而应将其纳入公共领域，人人得以用之。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民间音乐作品的权利主体靠集体文化遗产培养，从中汲取完成自己的作品所需的各种元素，因此，反过来，将他们的作品纳入这种共同的财产范围也是理所当然的；民间音乐作品作为动态的艺术表现形式，经过一段很长的流传时间后，无法再找到所有的继承人，即使找到也无法使他们意见一致地按作品流通市场所要求的速度授权使用作品；如果赋予民间音乐作品权利主体专有权利，公众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也不能激发创造力；同样，它会使作品难于流通，这不符合公众享有文化的迫切要求。有些国家如俄罗斯和南斯拉夫，即在其著作权法中否定和排除了对民间音乐作品的保护。
2．主张给予法律保护
这种观点认为应对民间音乐作品进行法律保护，赋予其主体一定的权利，使其能从任何对民间音乐作品的商业复制和使用中获得相应的利益。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民间音乐作品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传统社区、部落和民族创造，代表了传统社区、部落和民族的信仰和感情，出于对这些社区、部落、民族人权的尊重，应当赋予其一定的权利以对抗对民间音乐作品的滥用或其他损害行为；保护发展文化多样性的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考虑，每种文化都有其长处和缺陷，一种文化要想在不利于自身存在的条件下获得生存的机会和可能性，就只有通过吸收其他文化的优势来取长补短，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就人类文化的整体而言，如果离开了所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整合，就有可能将一种文化的缺陷放大为整个人类文化在总体上所普遍具有的共同缺陷，从而危及到人类文化的持续存在；对民间音乐作品进行法律保护有利于民间音乐的可持续发展，民间音乐作品的维护和持续发展需要一定经济利益的带动，只有构建公平的利益分享机制，才能既不对文化传播和创新构成障碍，也留下一定的利益空间返还给民间音乐作品的创作的“源”群体或社区，将“原生态”的民间音乐作品保存下来以维持音乐艺术的可持续发展。
不过，在持给予法律保护观点的学者中，对于具体采用何种保护模式的问题上又出现了分歧：
（1）主张确立全新的法律保护机制。持此观点者从传统著作权不能对民间音乐作品进行有效保护出发，力主构建一种全新的法律保护机制。这种机制以特别权利或传统资源权为核心，在“世界社区”内构建民间音乐作品的权利义务机制，这种特别的权利或传统资源权产生的直接依据是民族自决权，类似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主权，也是一种重叠的权利集合，在地区法、国内法和国际法等不同层面发挥作用，提供了传统社区和工业社会对话的基本政策，这类权利是区别于著作权的，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有权或专有权利，是一种弱化的权利，仅包含有限的禁止权与受益权。这种全新的法律保护机制在实施过程中有“一揽子工具”，既包括一系列国际条约，也有各个土著社区的习惯法，此外还有各国当局与土著社区所订立的各种契约，因此持此观点的学者主张用“软法”（soft law）来代替固有的法律保护模式。 这种主张已经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重视，其精神在一些国际性法律文件中有所体现， 但因这种全新的法律机制缺乏执行土壤，所以至今没有国家采纳这样的做法。
（2）主张实施著作权保护。持此观点者认为应将民间音乐作品纳入现行的著作权体系给予其一种著作权保护。他们指出，虽然传统的著作权制度在保护民间音乐作品时会遇到一些障碍，但这些障碍并非不能克服，只要针对民间音乐作品的特点对现行著作权制度稍作调整和修改，即可实现民间音乐作品的权利主体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这种观点被世界上一些主张对民间音乐作品进行法律保护的国家所采纳，如突尼斯、摩洛哥、玻利维亚等。
笔者认为，在特别权利或传统资源权利机制有效建立起来之前，援引现行的著作权制度可以阻止或防止对传统资源的破坏性使用。虽然现行著作权制度对民间音乐作品的保护尚缺乏足够的针对性和适应性，但完全可以通过对著作权制度的适当调整加以克服和解决。
（二）给予民间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的意义
民间音乐作品虽自有其明显的特殊性，但与现行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在实质上并无太大差异：首先，民间音乐作品和著作权保护的音乐作品一样，是特定群体智力创造的成果，其创作主体相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是相对少数而且可以确定的群体，且其权利主体在创作民间音乐作品时也付出了一定的劳动，根据著作权法的精神，其权利主体应当受到尊重；其次，民间音乐作品代表了民族、社区、部落的特征和文化底蕴，在长期的流变过程中，逐步发展升华，因此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符合著作权法中作品的基本要求；再次，民间音乐作品的权利主体所拥有的不光是对于其创作的作品的精神权利，也包括防止他人未经许可或未付报酬而进行商业性使用的经济权利，这与著作权法中的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基本一致。虽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客体相比，民间音乐作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其实施著作权保护必定存在一些障碍，但这些障碍通过著作权制度的必要调整和改革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这正如著作权制度在确立之初仅保护出版者的权利，但后来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作者的权利最终也被纳入著作权制度的保护范围并成为其保护的核心。
总之，给予民间音乐作品以著作权保护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且在现阶段是最为现实可行的：首先，著作权制度在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之后，早已形成一套相对成熟和完整的规则体系和运作机制，将民间音乐作品直接纳入现行的著作权保护体系，不仅有利于保证对民间音乐作品保护的稳定性、可预见性和易操作性，更可省去重新摸索和构建一套全新机制的成本和风险，况且目前在著作权保护之外似乎并不存在能为民间音乐作品提供更可靠、更有效保护的制度或模式。其次，从实践分析，对民间音乐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能有效建立一种平衡的利益分享机制，即既维护民间音乐作品创造者的利益，激发其创作灵感和动力，促进民间音乐的创作、传承、繁荣和发展，又保证民间音乐作品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并推动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之间民间音乐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实现人类社会资源的优化和共享以及不同社会文明的共存和共荣，而这恰是民间音乐作品寻求法律保护致力于实现的基本价值目标。因此，在更有效、更成熟的法律保护制度被发现或创立之前，以现行的著作权模式为民间音乐作品提供切实有效和及时的保障，当属一种务实而明智的选择。
四、民间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机制的构建
（一）民间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的障碍及克服
民间音乐作品存在于一些传统的社区、民族中，财产的共有和共享是传统社区的基本理念，这与财产私有和商品化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于保护原始社区和传统资源的局限性体现在：第一，知识产权比较注重保护经济权利，而这仅仅是原始社区与自决权相联系的权利中的一个方面；第二，原始社区的“共有观念”传统与知识产权的私人占有性质不兼容；第三，一些原始社区往往生活在相似的环境中并拥有相似的资源，他们的权利可能产生冲突并导致持续的法律纠纷；第五，原始社区财力匮乏，通过诉讼方式维护知识产权十分困难。 具体来说，著作权制度在保护民间音乐作品时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的障碍：
1．关于集体权利
传统著作权制度的保护对象主要有独著作品、合作作品、编辑作品、委托作品、雇佣作品等，因而对集体权利的承认和保护是十分有限的。民间音乐作品不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任何一种集体权利，其既没有共同的创作意图也缺乏共同的创作事实，因而不能称之为合作作品；其既没有某一自然人或法人的倡议和指导，也没有以个体的名义予以出版或发表，因而不能称之为集体作品；其在创作过程中没有雇佣或委托关系存在，因而不是委托作品或雇佣作品。民间音乐作品对于著作权法来说是一类特殊主体的创作，而且这些创作不在同一时空范围内进行或发生，一般都要经历一个持续甚至久远的动态创作过程。所以，民间音乐作品的创作主体是一种新型的创作主体，这就造成了以个人权利为保护核心的著作权制度与集体权利保护之间的冲突。解决这种冲突的方式是，将著作权授予创作民间音乐作品的主体——民族、社区、部落或个人。在缺乏确定的创作主体时，可将国家作为民间音乐作品的权利主体。这些民族、社区、部落、个人或国家应当授权一个机构来对外行使此类音乐作品的权利，把得到的利益用于发展民间音乐艺术。
2．关于保护期限
任何一种权利在赋予时必然附随相应的义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著作权经济权利保护期限予以限制的主要理由是：作者从世界集体文化中汲取完成自己的作品所需的各种元素，经过一定时间后，将其作品纳入集体文化是合理的；超过一定的时间，通常难以甚至无法再找到所有的继承人；不能激发创造力；使作品难于流通。然而，民间音乐作品基于其特点，对其设定著作权保护期限存在很大障碍。一些国家如多哥即主张对其实施永久性保护 ，但这种做法并不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因为这种做法已经打破了传统著作权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平衡机制。从协调关于该问题的冲突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基于民间音乐作品的特殊性，应对其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的保护期限分别考虑，以灵活的方式加以解决：就精神层面而言，由于民间音乐作品反映了特定民族、社区、部落的一种精神信仰，对其原始创造者来说精神权利更为重要，因而其精神权利在著作权法中理应得到永久保护。就经济层面而言，由于经济权利直接关系到民间音乐作品的创作、传承和持续性发展，所以应当赋予其原始权利者以一定的经济权利，但为维持社会公众与创作民间音乐作品的民族、社区、部落、个人之间利益的平衡，对民间音乐作品原始权利者的经济权利又应作必要的限制，即设置一定的保护期。当然，鉴于民间音乐作品的形成时间较长以及各个民族在创作作品时所付出的艰辛劳动等特殊因素，对其经济权利可采取较长的保护期限，从各国的立法和实践来看，也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形下对特殊作品以特殊方式灵活处理，包括给予较长的保护期限甚至永久保护。
3．关于独创性要求
在著作权领域，独创性意味着作品中具有创造性和个人特征的表达形式。独创对应的词是“唯一”，就像大自然中难以找到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即作品中具有某种属于作者个人特有的东西。就音乐作品而言，要求作品是作者的直接劳动成果而不是抄袭其他作品的结果。由于传统著作权追求的是保护具有不同或独特表达方式的作品而不是创造水准高的作品，因而也会给民间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造成一定障碍。独创性要求审核的严格与否直接关系到原作品与改编、演绎作品之间的划分，如果对原作品稍作修改就可以获得演绎作品或改编作品的著作权，那么民间音乐作品的原创者所享有的权利也就名存实亡了。笔者认为，对民间音乐作品“独创性”的认定应从两个方面来把握：其一，在授予民间音乐作品原创者如民族、社区、部落或个人著作权时，应采用客观标准，即仅考虑其“独特性”而不考虑其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水准。因为这主要是一个技术性或艺术鉴赏力的问题，应由公众或专家而不是著作权法作出评判。否则，就会为各种专断打开大门。因为许多名著在首次演出、表演或展出时虽受到冷落甚至贬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最终又博得了广泛的承认和赞赏，如威尔第的《茶花女》、皮兰德楼的《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以及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等。 其二，在赋予民间音乐作品的记录、整理、改编等相关权利人著作权时，依然采用客观标准，对其作品进行“严格”审查，确保其不是对其他作品的简单模仿和复制，应具有自己的特征和个性。如果这些权利人作出的贡献是纯技术性的，则不能受到著作权的保护。例如，单纯的移调和改编，删除或重复某一声部，将简单的平行声部组合起来或增加装饰音等。为此，可以让专业性组织或人士如音乐作品作者协会来进行此类区分并得出鉴定报告。
江西省防震减灾条例
江西省防震减灾条例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00年6月24日通过，自2000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防御与减轻地震灾害，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预防、地震应急、震后救灾与重建等防震减灾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方针，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防震减灾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防震减灾工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根据本地区实际编制防震减灾规划和计划，并根据防震减灾工作需要，确保资金和物资的投入。
第五条 经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包括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城市，下同）是防震减灾工作的重点地区。
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需要改变的，由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防震减灾工作领导机构，负责综合协调各有关部门防震减灾工作，其日常办事机构设在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
设区的市（包括地区行政公署，以下统称市）和位于地震基本烈度6度以上或者地震动加速度0．05ｇ以上区域的县（包括县级市和市辖区，以下统称县）人民政府应当成立防震减灾工作领导机构，其日常工作由同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承担。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在防震减灾工作中，主要负责地震行业管理，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管理和监督，并具体组织编制和实施省防震减灾规划、计划和省地震监测预报方案。
省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在防震减灾工作中，主要负责将防震减灾的有关工作任务列入基本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重点项目等专项计划，并具体根据责权划分的原则，保障必要经费投入和相应的配套措施。
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防震减灾工作中，主要负责城镇建设以及工业与民用建筑的抗震设计规范实施，抗震设计和施工的监督管理。
省人民政府民政主管部门在防震减灾工作中，主要负责地震应急期间和破坏性地震发生后救济物品的调配和灾民安置工作。
省人民政府的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震减灾工作。
第八条 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与其他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共同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防震减灾工作。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防震减灾活动的义务，对妨碍、破坏防震减灾工作的行为有制止和举报的权利。
第二章 地震监测预报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震监测设施建设和专业队伍建设，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地震监测预报水平。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加强对地震活动与地震前兆的信息检测、传递、分析、处理和对可能发生地震的地点、时间和震级的预测，提高地震监测预报能力，并鼓励、支持各种形式的群测群防活动。
第十二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制定短期与临震预报方案，建立震情跟踪与会商制度。
第十三条 地震监测台网建设，由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其建设所需资金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由省人民政府和地震监测台网所在地人民政府共同承担。
地震监测台网的撤销与迁移，由所在地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提出申请，报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中省级地震台网的撤销与迁移，还应当报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大型水库、核电站、大型企业可以根据防震减灾的需要，自行投资建设和管理承担特定监测任务的地震监测台网，其台址的勘选、设计和技术验收，应当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指导。
第十四条 地震监测设施及其观测环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不得干扰和妨碍地震监测台的工作，不得占用地震专用通信网的线缆、信道及其设施。
第十五条 在国家规定的地震监测设施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应当避免对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确实无法避免造成危害又必须建设的工程，建设单位在工程设计前应当征得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同意，并按国家有关
规定承担增建抗干扰工程或者拆建、新建地震监测设施的全部费用。
第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统一向社会发布地震预报。新闻媒体刊登或者播发地震预报消息，应当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地震预报为准。
对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地震谣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迅速采取措施，予以澄清。
第十七条 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必须及时核实、上报地震异常信息。已经发布短期预报的地区，如果发现明显临震异常，在紧急情况下，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发布48小时之内的临震预报，同时向省人民政府及其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章 地震灾害预防
第十八条 地震灾害预防，坚持工程性预防措施和非工程性预防措施相结合的原则。
第十九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达到抗震设防要求。下列建设工程在建设前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并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
（一）对社会有重大价值或者有重大影响的医疗、广播、通信、交通、供水、供电、供气等工程；
（二）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水灾、火灾、爆炸、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大量泄漏和其他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包括水库大坝、堤防和贮油、贮气、贮存易燃易爆、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的设施以及其他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三）核电站和核设施建设工程。
前款规定的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的具体范围和评价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本条例所称地震安全性评价，主要包括对工程建设场地所进行的地震烈度复核、地震危险性分析、设计地震动参数确定、地震影响小区划、场址及其周围地震地质稳定性评价、场地震害预测等工作。
第二十条 按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工程建设项目，其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方案设计必须包括专门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内容。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参与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方案设计的审查。未经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参与审查，有关主管部门对该工程
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方案设计不予审批。
第二十一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应当由取得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颁发许可证的单位承担。
第二十二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经省地震安全性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后，由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省地震安全性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意见，按照国家规定的分级管理原则进行审定，并确定抗震设防要求。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物、构筑物等建设工程，必须按照国家颁布的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专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各专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抗震设计规范，对本行业专业建设工程的抗震设计与施工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设计单位必须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和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施工单位必须按照抗震设计进行施工，工程监理单位必须按照设计要求对抗震设防措施进行监理。建设单位不得拒绝和阻碍抗震设防的设计和施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建设单位违反前款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涉及抗震设防的建设工程在竣工验收时应当对抗震设防质量进行验收，抗震设防质量不符合要求的，建设工程不得投入使用。
第二十五条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自建住房抗震设防的指导，逐步提高农村自建住房的抗震能力。
第二十六条 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根据震情和震害预测结果，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编制防震减灾规划和阶段性的防震减灾目标，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地震重点监视防预区和位于地震基本烈度6度以上或者地震动加速度0．05ｇ以上区域的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据防震减灾规划编制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其抗震措施应当与城市建设同步实施。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宣传、教育、卫生等有关部门做好防震减灾的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防震减灾意识，提高公民在地震灾害中自救、互救的能力。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应当加强对中小学生进行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增强学生对震害的自我防护能力；各有
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专业人员的培训，提高抢险救灾能力。
地震重点监视防预区和位于地震基本烈度6度以上或者地震动加速度0．05ｇ以上区域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地震应急预案的要求组织地震应急演习。
第四章 地震应急
第二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和南昌市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位于地震基本烈度6度以上或者地震动加速度0．05ｇ以上区域的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参照上级政府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省和位于地震基本烈度6度以上或者地震动加速度0．05ｇ以上区域的市、县人民政府，要加强地震应急决策指挥系统建设，保证防震减灾工作协调、有序和高效地开展。
第二十九条 破坏性地震临震预报发布后，省人民政府可以宣布预报区进入临震应急期，并指明临震应急期的起止时间。临震应急期一般为10日，必要时可以延长10日。预报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统一部署和领导临震应急工作。
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应急预案的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做好临震应急工作，对生命线工程和次生灾害源采取紧急防护措施，做好人员紧急疏散、重要设施保护和危险品管理等为主要内容的地震应急工作。
第三十条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立即按照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的要求，成立抗震救灾指挥机构，领导、指挥和协调震后应急工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办事机构设在同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地震灾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将震情、灾情及其发展趋势等信息，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省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告震情和灾情。
第三十一条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省人民政府应当宣布灾区进入震后应急期，并指明震后应急期的起止时间。震后应急期一般为10日，必要时可以延长20日。
第三十二条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加强现场地震监测预报，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地震有关参数，并对地震趋势作出判断。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省人民政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现场地震灾害损失进行调查、评估，灾情调查结果应当及时报告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破坏性地震灾情及评估结果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对外公告。
第五章 震后救灾与重建
第三十三条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地震灾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交通、铁路、民航、通信、供水、供电、卫生、医药、民政、公安、建设等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采取紧急措施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集体财产；设置避难场所和救济物资供应点，提供救济物品，救治伤
病员；预防次生灾害，制止灾情、疫情的蔓延和发展；抢修被毁坏的交通、通信、供水、供电、供气等工程；维护社会秩序，保证抢险救灾顺利进行。
第三十四条 地震灾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当地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和调度，自觉维护社会秩序，积极参加救灾与重建活动。
第三十五条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省人民政府应当对地震灾区提供救助，并责成有关部门统筹安排救灾资金和物资。
非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震情和灾情，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对地震灾区及时提供援助。
对省内外提供的援助，按省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安排，由地震灾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或者组织负责接受和分配。
第三十六条 地震救灾资金和物资通过国家调拨、自筹、公民互助、保险理陪、捐款和信贷等多种方式筹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救灾资金和物资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专物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必须对地震救灾资金使用和物资分配情况实行专项审计监督。
第三十七条 地震灾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恢复灾区的生产、生活、社会秩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及时编制地震灾区恢复重建规划。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由地震监测设施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下列不同情况予以处罚：
（一）对国家地震监测基本台监测设施或者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的，视危害程度处以5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二）对省级地震监测台网监测设施或者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的，视危害程度处以5000元以上8万元以下罚款；
（三）对市、县级地震监测台网监测设施或者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的，视危害程度处以5000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有关建设单位不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或者不按照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下列不同情况予以处罚：
（一）对工程投资总额在2000万元以下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二）对工程投资总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不按照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的，或者不按照抗震设计要求进行施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专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责令改正，并可根据下列不同情况予以处罚：
（一）对工程投资总额在2000万元以下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二）对工程投资总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和国家治安管理处罚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制造、散布地震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二）阻挠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紧急调用人员、物资或者占用场地的；
（三）在临震应急期或者震后应急期哄抢国家、集体或者他人财产的；
（四）给防震减灾工作造成危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十二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防震减灾工作中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机关或者所在单位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发布地震预报或者擅自向社会扩散地震预测意见，造成社会混乱和经济损失的；
（二）不按规定制定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造成损失的；
（三）违抗抗震救灾指挥机构命令，拒不承担地震应急任务的；
（四）在地震应急期间不坚守工作岗位，临阵脱逃的；
（五）虚报、隐瞒灾情，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截留、挪用地震救灾资金或者物资的；
（七）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其他渎职行为的。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0年8月1日起施行。
2000年6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