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山市合同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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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1965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决议

（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且在各代表组的小组会议上和全体会议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大会决定批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批准国务院提出的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1965年国家预算的初步安排，并且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965年国家预算草案编成以后，连同1964年的国家决算，加以审查和批准。
大会满意地指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高举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坚决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正是由于我国人民有着以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由于我国伟大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所以我们能够比较顺利地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和别人背信弃义给我们所造成的困难，克服了我们自己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健全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伟大创举——人民公社制度，实现了工业产品品种、质量新的跃进，为我国今后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总之，我国这几年来，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商业财政、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证明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战无不胜的。
我国各族人民，必须继续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好好地及时地总结各项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运用和发挥已有的力量和条件，努力争取我国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有一个较快的、新的发展。
大会指出，过去的五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的五年。国内外的铁的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很长的时间里，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为了胜利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我国各族人民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正在农村和城市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和历史意义，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前进的伟大动力。我们必须坚决依靠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放手发动群众，使这个运动逐步取得全面的和彻底的胜利。
大会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突出地证实了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
过去五年里，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了对外政策总路线：我们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我们的对外政策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我国的对外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大会认为，我国人民在1965年的主要任务是，更加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比、学、赶、帮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的新发展，完成和超额完成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来为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保证和促进其他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
大会号召，全国各族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继续发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英雄气概，为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大会号召，我们应当牢牢地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优良传统，更加兢兢业业地做好我们的工作，继续贯彻我国对外政策总路线。
大会号召，我们应当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继续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旗帜，继续高举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战斗旗帜，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一起，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一起，同全世界人民一起，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挪用公款罪的认定与处罚

赵锦生


根据刑法第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
一、 挪用公款的构成要件
根据刑法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的要件为：
一是犯罪客观为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也侵犯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二是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擅自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
三是挪用公款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
四是挪用公款罪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挪用，目的在于非法取得对公款的使用权。
上述挪用公款罪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是认定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标准，也是区分挪用公款罪与非罪的具体标准。
二、 挪用公款的具体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是否构成挪用公款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重点问题：
一是正确认识行为人是否具备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资格。挪用公款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犯罪，如果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就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在这一问题上，刑法修订前，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人员。刑法修订后，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不再是挪用公款的犯罪主体。如果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挪用本单位资金符合刑法第272条规定的应以挪用本单位资金罪定罪处罚。
二是要正确判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挪用公款罪主观方面是出于直接故意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违反财经纪律而挪用，目的在于非法取得对公款的使用权。过失不构成本罪，如行为人因工作疏忽大意，使公款被他人非法使用的，不能以挪用公款罪论处。国家工作人员因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公款被他人用于非法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是要正确判断行为人挪用公款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如果行为人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获得公款归个人使用，不能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四是要注意区分挪用与借用公款的界限，二者的区别体现是：首先，挪用公款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而借用公款是行为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民事债权债务关系；其次，挪用公款罪一般是在单位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单位不知道公款的去向和用途，借用是按照规定和经单位负责人同意后暂借的，具有公开性；最后，挪用公款的行为多数没有手续和借据，而借用公款一般是经过合法程序批准，有借款凭证，有的在帐面上有记载。
例如，我们在侦查南票站魏某挪用公款一案，严格把握刑法384条的实质要件，注意区别挪用与借用公款的关系的界限，经过初查去伪存真，用挪用公款四个构成要件，逐条分析、研究、认定魏某挪用公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三、认定挪用公款罪存在的误区
1、认定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与贪污罪的主体完全相同。
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都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性犯罪，二者相比，通常认为它们的主体是一致的。但研究刑法第93、272、382、384条的规定，便不难发现二者的区别。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与贪污罪的主体不同在于贪污罪的主体范畴宽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范畴。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也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在这条规定中，第2款单列一款，与第一款是并列关系，即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并列关系，并不包含在国家工作人员之列。而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并未包括此类人员。刑法第9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做了具体规定，在这条规定中，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包括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从这3条规定中，可以看出，挪用公款罪主体与贪污罪主体不同在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不包括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而贪污罪的主体却包括。2000年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挪用国有资金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对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应当依照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这样进一步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与贪污罪主体的不同。
2、认为股份制企业中的人员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应以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来认定。
改革开放以后，所有制结构呈现多元化，随之而来企业性质也日趋复杂，对这些企业中人员挪用钱款的行为如何定性，实践中有多种主张，最常见的是以国有权是否占多数来划分，即国有控股的企业中人员有挪用行为的定挪用公款罪，非国有控股的企业中人员有挪用行为的定挪用资金罪。这种划分似乎合理，但也有偏颇之处。股份制企业一经设立，便具有完全的、独立的性质，该性质不同于任何发起人或认股人，包括参股、认股、控股的国有公司、企业的性质。而公司的法人财产属于独立的法人财产，其性质也不同于任何出资者的财产性质。目前有关法律、法规还没有对此类犯罪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对这类行为，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来解决。此批复中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对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应定职务侵占罪。此批复虽未明确规定此类人员挪用钱款的行为如何定罪，但已明确规定此类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受委派者除外)，而挪用公款的主体却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公司的钱款挪用给他人或自己使用时，不能以挪用公款罪来定罪。
3、认为承包国有企业的人员可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承包是企业改制的一种重要形式，承包的确给一些企业带来了效益，但同时带来了很多法律问题。对于承包者挪用企业钱款的行为如何定性，便成为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企业承包一般分为二种：即风险承包和经营权型承包，风险承包是指无论是否有利润，承包人必须上交一定利润给发包方，如有剩余利润则归承包人，这种承包因企业财产的归属已事先划定；不论企业是否赢利，承包人都要上交一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承包人如将款借给他人应属其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如属经营权承包，且发包人是国有单位，则承包人是属于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因为承包既是一种委托关系，对于原来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因为承包国有单位，在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属于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前所述这类人员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但不可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故笔者认为承包国有企业人员有挪用公款行为的，无论是风险承包还是经营权承包，都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还有一种特殊身份的承包国有企业人员，即承包人在承包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忽略了挪用公款罪构成要件中的必须利用职务便利的要件，挪用人除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外，在挪用公款时，必须利用了他从事公务的职务便利。因承包人进行了承包，在承包期间的挪用行为与原来的职务没有关系，即承包人挪用公款是利用承包的便利条件，而不是利用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职务便利，所以也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