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土地管理局对天津市关于对外国人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核发土地证书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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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土地管理局对天津市关于对外国人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核发土地证书问题的批复
国家土地管理局对天津市关于对外国人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核发土地证书问题的批复
国家土地管理局
天津市土地管理局：
你局二月二十八日地籍字(90)10号《关于对外国人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核发土地证书意见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关于颁发出让、转让给外商、华侨及港、澳、台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问题，暂由省级人民政府颁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具体办理。待国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条例正式颁布后，按新规定执行。土地证书由国家土地管理局统一监制印刷，省级土
地管理部门统一向国家土地管理局机关服务中心订购。
以上规定，原则上适用于以其它形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外商及港、澳、台商三资企业用地，土地证书可以由省辖市以上人民政府颁发。
1990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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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valuate Some Problems of Copyright Law as Amended
2001 through TRIPS Agreement
HAO Yu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400031)
Abstract: As a member of WTO, China should observe TRIPS agreement. On the whole, Copyright law amended 2001 makes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China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set by TRIPS agreement with which some provisions of it are not consistent. Therefore, from the point of TRIPS agre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problems of Copyright law amended 2001, in order to make some suggestions.
Key words: Copyright law TRIPS agreement the Berne convention
从TRIPS协议看我国新著作权法存在的几个问题
郝 芸1
内容摘要：我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必须遵循TRIPS协议的规定。修改后的著作权法使著作权的保护水平基本达到了该协议的要求。但是，尚有一些规定与TRIPS协议不相符合，本文试从该协议的角度，分析新著作权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以为建议。
关键字：新著作权法 TRIPS协议 伯尔尼公约
2001年10月27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这个修正案的通过，使我国著作权法律进一步完善，标志着我国的著作权保护达到了新的水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修改使我国的著作权法（以下简称新著作权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的规定基本达成一致，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也并不是说新著作权法就毫无缺憾，因为即便就是从TRIPS协议的角度来看，该法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有义务遵循TRIPS协议的规定，使国内法所提供的保护不低于它所设定的最低保护水平，所以，这些不足至少阻碍了我国履行此项义务。下文将结合TRIPS协议，对其中几个问题进行简要评析。
一、超国民待遇问题
从总体上说，我国原著作权法的主要条款与有关国际公约基本协调，有些明显与公约冲突的条款，通过《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以及《民法通则》第142条关于涉外民事关系可以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使对外国公民著作权保护的法律冲突问题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但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一个严重问题的产生，那就是，依据当时的著作权法律法规，对公约其他成员国作者著作权的保护，比对中国作者著作权保护的水平高，从而使外国著作权人享有超国民待遇。
超国民待遇严重挫伤了我国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因此新著作权法对一些条文做出了修改，反映了立法的进步，但至今仍未根除。就其产生的原因看，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其一，因国内著作权的保护水平低于TRIPS协议的保护水平而产生的超国民待遇。这类超国民待遇出现的原因在于，著作权法没有达到我国参加的国际著作权条约的标准，尤其是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最低标准（该标准是一国在加入伯尔尼公约后必须给予其他成员国公民的最低保护标准）。
在这里讨论这种超国民待遇具有普遍意义，因为迄今为止新著作权法都仍有不少规定没有达到TRIPS协议的要求。如新著作权法第32条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而伯尔尼公约第10条之2规定，即使未经作者声明保留，此种转载也仅局限于有关政治、经济或宗教问题的报刊时事文章，而非报刊上所刊登的任何作品。很显然，新著作权法达不到伯尔尼公约的保护水平，因而不适用于外国人，这样就产生了双重标准，出现了在版权方面对外国人的保护优于我国公民的局面。
如果我国的著作权法能够完全达到TRIPS协议及伯尔尼公约的相关要求，一方面既解决了由此而来的超国民待遇问题，另一方面也算是履行了TRIPS协议下的义务。
其二，因著作权法的某些特别规定而产生的超国民待遇。根据新著作权法第2条、第11条、第16条，在我国，著作权人不但包括公民，还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法人作品、职务作品中也屡屡出现单位是著作权人和作者的现象。而伯尔尼公约和TRIPS协议一致认为“作者”就是指“国民”，这样一来，我国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著作权在国外得不到承认，而外国法人或其他组织却因为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得到合法保护，由此产生了不公平的超国民待遇。如何有效地保护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利益，又不与现行国际公约冲突，还需要我们在以后的著作权法修改中进一步协调、解决。
但是，这类超国民待遇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所以下文将着重指出几个尚未达到TRIPS协议要求的不足点。
二、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
新著作权法将杂技艺术作品、建筑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数据库或者其他材料的汇编作品都增列为受保护的客体，基本上与《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的保护范围相一致，也即是基本达到了TRIPS协议的要求，但是唯独遗漏了实用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1）款明确要求保护实用艺术作品，同时在第7条规定了其保护期不应少于自该作品完成时算起二十五年。而我国长期忽视对该作品的保护，新著作权法仍旧没有将之列为受保护的客体，更谈不上说什么保护期了。在著作权法修改之际曾有学者建议，或者将这类作品作为外观设计由专利法保护，或者由著作权法保护。[1]不过，从新修正的专利法来看，似乎没有将实用艺术作品作为外观设计加以保护，这就使该作品的保护问题没有能彻底落实。而且即便作为外观设计进行保护，也不合适，原因在于：其一，伯尔尼公约保护实用艺术作品，奉行的是版权的自动保护原则，而专利法保护外观设计，必须经过专利申请及审批程序，如果将其作为外观设计保护，显然与伯尔尼公约的初衷不符；其二，同样，作为外观设计，会受到严格的强制许可制度的限制，也背离了版权保护相对自由宽松的宗旨。所以，实用艺术作品应该由著作权法保护，当前宜将它归为新著作权法第3条（九）项的“其他作品”加以保护，以后在修改中再由著作权法明文规定之。
三、著作权的限制和例外
TRIPS协议第13条明确地提出：“出于某些特殊情况而对著作权所作的限制，不得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而且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本应享有的合法利益。” 这一规定，虽未具体讲到什么是允许的权利限制，而仅仅是强调了版权限制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暗含着对伯尔尼公约已明文规定允许的几种“合理使用”也持保留的态度。这反映了当前国际上要求加强对版权的保护，放松对版权的限制这样一种趋势。[2]一般来说，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强制许可即是对著作财产权的限制。对著作权人的权利限制过多、过宽，不合理的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曾是我国著作权法中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就此，我国新著作权法顾及了现代著作权法发展的趋势，借鉴了国外的某些经验，初步总结出限制著作权的若干情况，使这个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但是在适用范围和条件方面的规定尚不够严密、具体，不要说达到TRIPS协议的要求，就连伯尔尼公约的要求也没能完全达到，这样既容易造成对相关规定的滥用，又有与TRIPS协议背离之虞。具体讲来，这些不甚恰当的规定有：
（一）科研使用，新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属于合理使用的范围，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还不够严密，因为一般来说，学术机构、非营利性的教学组织所进行的研究活动，应属于合理使用范围，但营利性实体使用他人有著作权的作品、非营利性的实体将其用于营利目的都应视为不合理使用，因为这有损原作的潜在市场。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教学、科研人员的“使用”都是合理使用，立法的规定应当更加详实。
（二）公务使用，第22条还规定，“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也属于合理使用。鉴于伯尔尼公约没有对这种情况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可参照有关国家立法将此处的国家机关明确规定为“政府与司法部门”。同时，鉴于该公约只允许对“政治演说、法律诉讼中的演说”等口述作品用多种方式使用，而对其他作品只能在有限制的条件下，以复制（包括摘录）、翻译和广播等三种方式使用，方可视为是“合理使用”，故宜将公务使用的方式限定为复制与翻译，而不应包括表演、改编、整理等。
（三）免费表演，根据22条的规定，“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也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显然这里的“免费”是指该表演既不对表演者付酬，也不对观（听）众收费。这一规定与伯尔尼公约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该公约并未对此做出规定，但是它对合理使用却有一个总的限定，即“必须符合正当习惯或善良习惯”。而现今著作权法的这条规定却不大合理，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我国对免费表演似应做出一定限制，即规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包括直接或间接的营利目的。诸如公司、企业为宣传商品而举行的“免费”演出，旅店、饭店为招待顾客而“免费”演奏音乐作品或演出，即使不向观（听）众收费，也是营利性质的，应该排除在合理使用范围之外。
（四）上文曾提及的新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的规定也不符合伯尔尼公约的要求。该条实际上是一则法定许可制度，指除非作者声明不得转载、摘编，其他报刊可以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转载或刊登其已经发表的作品。但是伯尔尼公约对此有更为严格的限制，该公约第10条之2明确将这类转载局限于有关政治、经济或宗教问题的报刊时事文章，而不是报刊上刊登的任何作品。因此，这一条规定还需要斟酌修改。
四、执法措施
TRIPS协议的第三部分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执法，第41条更明确了各成员国有义务在其国内法中提供该部分规定的执法程序。在我国入世谈判过程中，知识产权的实施与保护措施尤其是著作权的保护措施就曾经是我国与欧、美、日、澳等发达国家谈判的障碍。因为我国著作权法在打击盗版、侵权方面，与TRIPS协议的有关规定存在较大的差距。经过修改，新著作权法明显的改进了执法规定，加大了保护力度，具体表现在：引入了“法定赔偿”制度、接受“即发侵权”概念，并与此相结合确立了诉前的行为保全与财产保全程序、规定了证据保全及配套的规则、在相关环节规定了举证责任的倒置，等等。其中，禁令与“法定赔偿”制度等的引入相对于我国以前的执法体系来说，其变化还是根本的。毋庸置疑，这些改进拉进了新著作权法与TRIPS协议的距离，但是新著作权法仍不能与TRIPS协议的执法水平相提并论，尚需要完善。具体而言，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民事和行政程序及救济
其一，缺少将侵权产品排除出商业渠道的规定。
TRIPS协议第44条规定：“司法当局应有权令一方当事人停止侵权，特别是应有权在清关后立即阻止那些涉及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进口商品进入其管辖内的商业渠道。除非当事人是在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知道从事这些客体的买卖会构成知识产权侵权之前获得或订购这些商品的。”
这条规定实际上赋予了法院等司法机关在海关放行侵权商品后，得禁止这些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权利，它有助于及时制止更大规模的侵权。事实上，伯尔尼公约第16条第（1）款也要求成员国对作品的侵权复制品进行扣押。但遗憾的是，它并没有引起我国立法机关的重视，在我国的新著作权法中也无从体现，如果增加这条规定，不但满足了TRIPS协议的相关要求，也有助于打击盗版、侵权。
其二，缺少权利人享有知情权的规定。
TRIPS协议第47条规定：“各成员可规定，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告知权利持有人有关参与生产和分配侵权产品或服务的第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的分配渠道，除非这种行为与该侵权的严重程度不成比例。”赋予知情权，有助于权利持有人通过法定程序了解有无受到潜在侵权的可能性及可能性大小，我国新著作权法没有作此规定，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其三，缺乏对著作权滥用的必要的、完善的限制措施。
TRIPS协议设置了防止著作权滥用的限制措施，主要表现在：
1．第48条关于对被告的赔偿的规定，即“如应一方当事人请求采取了相应措施而该当事人系滥用有关执法程序，则司法当局有权责令该当事人向受到错误禁止或限制的当事人因这种滥用而遭受的损害提供足够的补偿。司法当局还有权责令该当事人向被告支付包括相应的律师费用在内的费用。”
2．第50条第7款规定，“如果临时措施被撤销或由于申请人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而失效，或如果随后发现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或侵权的威胁，则应被告请求，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申请人向被告因这些措施遭受的任何损失提供适当的补偿。”
我国新著作权法在第49条中规定了诉前禁令——诉前财产保全和行为禁止，并且通过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使被申请人因申请人滥用权利而遭受的损失能够得到补偿，从而维护了他的合法权益。但是，我国新著作权法至今没有一条对被告进行“适当补偿”的规定，这一方面不利于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当事人对著作权的滥用。
（二）临时措施
TRIPS协议的第50条明确要求各成员应使其司法当局有权采取及时、有效的临时措施，以制止侵权行为、保全侵权证据。
我国新著作权法就缺少这样一条总则性规定。虽然新增了诉前禁令，包括诉前财产保全、行为保全程序，也规定了诉前证据保全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弥补立法空白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总括性的授权条款，大大制约了司法当局执法的灵活度，使其在面临一些未明确授权的情况时“不敢越雷池一步”。就以禁令为例，新著作权法增加了诉前禁令，但由于没有关于诉中禁令的规定，司法当局在实际操作中就不敢启动诉中行为保全程序。因此，考虑到TRIPS协议的规定和我国需要加大打击盗版力度的实际情况，我国应在著作权法中明确授权司法当局有权采取临时措施，而不宜作过多限制。
律师事务所律师队伍建设及律师发展阶段研究
山西省华晋律师事务所 迟 菲
律师事务所是律师执业的机构，律师是律师事务所最宝贵的资源与财富，二者相辅相成。律师队伍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因此，对律师队伍建设的研究是律师事务所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事务所律师队伍建设总述
事务所要实现品牌化、规模化发展，必须依据“让最合适的人做最合适的事”的原则对律师进行适当的划分。事务所各律师应当依据自身的综合素质与发展阶段进行定位，并努力向自己希望达到的人力资源层级努力。
律师队伍的划分应当以给律师一个科学合理的发展阶梯为目标，使每一个律师经过“打基础阶段—提升技能阶段—树立品牌阶段”三个阶段的发展，最终成为品牌律师的阶梯式发展过程。律师通过遵守事务所的律师队伍安排，能在扎实的基础上充分提高，最终提升全所人员的素质。
在打基础阶段的律师应当首先明确律师是一项需要不断学习的事业，不是一夜暴富的捞钱手段。这一阶段的律师要戒掉浮躁心理，踏踏实实，虚心刻苦。在充分掌握法律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学习如何同当事人、法官以及合作律师进行交往，如何提升律师的人格魅力与亲和力，如何提高当事人信任度，如何提高自身在法官心目中的地位。这一阶段在接案时要研究如何对当事人出于自己一方的愿望提出的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请求进行合理的解释，如何让当事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并给与配合，如何让当事人产生信任并最终委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要及时同当事人进行沟通，及时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将做过的工作以及成果向当事人进行说明。在案件的进展与自己预测出现偏差时，如何同当事人进行解释，如何解决这些偏差，如何避免当事人的不信任甚至不满。在案件代理完毕后，要同当事人保持一定的联系，要进行一定的回访，以保持已经同当事人建立的良好关系，最终达到当事人满意。
在提升技能阶段要在坚实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入探究法律规定的根源，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要对法律条文的立法背景及相关法律理论作更深层次的探讨，要对法律程序了如指掌，要能将法律基础理论同法律实践良好的结合。要充分了解法院及公安、检察等机关的人员构成，这些部门处理案件的内部流转程序，各部门以及部门内的各种制约关系，了解党委、人大对案件的督办与监督程序。了解当事人委托时的心理，了解当事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目前的处境，了解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以及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中对本案以及自己承办其他案件有所帮助的部分。这一阶段在接受委托时要了解当事人的各种背景，要总结各种类型当事人的特点，要根据不同的当事人采取不同的谈判技巧，要体会、把握同当事人探讨案情时对案件分析的“度”，要通过同当事人的简单接触抓住当事人最为困扰的问题，要简明扼要地指出困扰当事人难题的解决办法，但要避免将办案细节过多的透露，以避免当事人自己办理案件。在接案时，应当简单叙述公检法部门办理案件的流程，让当事人体会到律师的专业与实力。在案件代理过程中，应当根据案件的办理情况，特别要考虑法律以外因素对案件的影响，科学设计办案思路，通过对办案单位内部流程的运用以及通过党委、人大等监督部门的运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要严格遵守律师执业道德与律师职业纪律。在案件代理完毕后，对于优质的大客户，应当定期进行联络，并在客户一些重大法律事件发生之前提醒客户，以维护、开拓更多的市场份额。
在树立品牌阶段要在深厚的法律功底的基础上，对某些法律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从而成为某一法律领域的专家。对某一领域的法律运用自如，游刃有余。在这一阶段，要注重同当事人以及办案部门的交往，要形成自身独有的办案风格。在同当事人以及办案部门的交往中，要充分展现自己的法律素质以及人格，要赢得当事人以及办案部门对自己认可与尊重。认可与尊重来源于律师自身的品德、业务素质、为人处事的方法、社会资源、思维方式、职业理念等等因素的综合评判。因此，在这一阶段，接案时律师必须对案件认真分析，综合案件的具体案情以及双方现有证据、当事人各方的力量对比，对案件做出科学、客观地分析。运用自身的法律功底以及对办案机关甚至对具体办案人员的充分了解，给当事人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以及较为准确的预测。让当事人充分感受的律师的执业理念，感受到律师的高尚品德，并让当事人体会到律师的办案风格。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要研究如何同各种力量进行斡旋，如何平衡、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对案件的影响，如何在制约办案人员的同时，保持同办案人员的良好关系，如何让办案人员对律师的人格以及业务水平给与很高的评价。要让当事人在办理案件的每一个环节了解自己所做的工作，了解这些工作的必要性以及取得的效果。在当事人同办案人员之间取得良好的口碑，从而树立自身的品牌。
二、律师队伍安排的具体架构
综合以上指导思想，律师事务所科学的队伍结构安排具体如下：
（一）、案源开拓与业务攻坚、指导队伍
这支队伍应当由品牌律师组成。其主要职责为组织开拓事务所案源，组织事务所业务研讨，代理重大业务进行业务攻坚。
其具体工作如下：1、组织、策划事务所整体形象展示及宣传，提高事务所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提升事务所承接案源能力；2、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大客户进行业务拓展，开发大客户案源，解决事务所基本案源保障；3、对大型案件进行攻关，承揽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有良好经济效益的案件；4、对事务所指派案件进行指导，协助具体承办律师克服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5、为核心办案队伍中律师需要协调的关系进行联络与介绍，协助核心办案队伍进行斡旋。6、为基础办案队伍提供业务指导，提供案源，并在必要时协调有关部门。
（二）核心办案队伍
这支队伍由树立品牌阶段的律师组成。其主要职责是接受事务所指派，承办事务所以开拓的大案、要案以及对事务所有重大意义的案件。
其具体工作如下：1、服从事务所安排，具体完成提升事务所品牌的各项工作；2、在事务所安排下，参与对大客户的市场开拓工作，完成具体的开拓任务；3、在事务所统一安排下，承揽、完成社会影响重大、有良好经济效益的案件；4、具体承办、完成事务所指派案件的代理工作，完成法律文书的起草，完成法定程序的代理，协调各方关系，完成代理全部工作并及时将工作内容告知事务所及当事人。5、在遇到无法克服的法律难题及无法协调的关系时，及时同事务所业务攻坚、指导队伍取得联系，探讨案情，制定代理方案。由事务所业务攻坚、指导队伍引荐，由核心办案队伍同有关人员进行公关，协调案件遇到的阻力。6、积极开拓案源，为事务所基本办案队伍提供案源。
（三）基础办案队伍
基础办案队伍由处于打基础阶段与提升技能阶段的律师组成。其职责为承办基础性案件，在业务攻坚、指导队伍与核心办案队伍的指导下，承办具体业务。基础办案队伍主要承办事务所指派的，法律关系明确、标的较小、代理结果对事务所无重大不良影响的业务。
其具体工作为：1、为事务所业务攻坚、指导队伍以及核心办案队伍提供辅助工作，接受前两类队伍的指导。2、在前两支队伍的指导下，完成所派基础案件代理的全部程序；3、受事务所指派，完成调查取证业务以及代为出庭；4、充分发挥自身能力承办案件并完成必要的斡旋工作。在必要时，请求业务攻坚、指导队伍以及核心办案队伍给与各方面的协助；5、积极主动向业务攻坚、指导队伍以及核心办案队伍学习、求教。
律师事务所通过合理的律师队伍结构安排，将现有人员依据自身的实际综合素质，科学合理的评估自己处于律师发展的阶段，并相应的充实到相应的办案队伍中。事务所将依据个人的意愿以及实际情况，确定业务攻坚、指导队伍以及核心办案队伍的人员，其余律师为基础办案队伍人员。各队伍人员在经过充分的努力与实践后，可申请加入更高层次的办案队伍。事务所也将依据个人发展的实际情况，安排各队伍人员晋升。
律师事务所通过科学合理的律师队伍建设，可以促使本所律师对自己的综合素质有正确、科学的认识，促使大家通过扎实、努力的工作创造每一个人自己的品牌，从而创造事务所的品牌。望大家清醒地认识现状，积极努力的工作，通过本所人力资源晋升机制，使大家都成为品牌律师。最终实现事务所同律师双赢的良好局面。
2001 through TRIPS Agreement
HAO Yu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400031)
Abstract: As a member of WTO, China should observe TRIPS agreement. On the whole, Copyright law amended 2001 makes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China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set by TRIPS agreement with which some provisions of it are not consistent. Therefore, from the point of TRIPS agre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problems of Copyright law amended 2001, in order to make some suggestions.
Key words: Copyright law TRIPS agreement the Berne convention
从TRIPS协议看我国新著作权法存在的几个问题
郝 芸1
内容摘要：我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必须遵循TRIPS协议的规定。修改后的著作权法使著作权的保护水平基本达到了该协议的要求。但是，尚有一些规定与TRIPS协议不相符合，本文试从该协议的角度，分析新著作权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以为建议。
关键字：新著作权法 TRIPS协议 伯尔尼公约
2001年10月27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这个修正案的通过，使我国著作权法律进一步完善，标志着我国的著作权保护达到了新的水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修改使我国的著作权法（以下简称新著作权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的规定基本达成一致，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也并不是说新著作权法就毫无缺憾，因为即便就是从TRIPS协议的角度来看，该法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有义务遵循TRIPS协议的规定，使国内法所提供的保护不低于它所设定的最低保护水平，所以，这些不足至少阻碍了我国履行此项义务。下文将结合TRIPS协议，对其中几个问题进行简要评析。
一、超国民待遇问题
从总体上说，我国原著作权法的主要条款与有关国际公约基本协调，有些明显与公约冲突的条款，通过《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以及《民法通则》第142条关于涉外民事关系可以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使对外国公民著作权保护的法律冲突问题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但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一个严重问题的产生，那就是，依据当时的著作权法律法规，对公约其他成员国作者著作权的保护，比对中国作者著作权保护的水平高，从而使外国著作权人享有超国民待遇。
超国民待遇严重挫伤了我国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因此新著作权法对一些条文做出了修改，反映了立法的进步，但至今仍未根除。就其产生的原因看，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其一，因国内著作权的保护水平低于TRIPS协议的保护水平而产生的超国民待遇。这类超国民待遇出现的原因在于，著作权法没有达到我国参加的国际著作权条约的标准，尤其是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最低标准（该标准是一国在加入伯尔尼公约后必须给予其他成员国公民的最低保护标准）。
在这里讨论这种超国民待遇具有普遍意义，因为迄今为止新著作权法都仍有不少规定没有达到TRIPS协议的要求。如新著作权法第32条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而伯尔尼公约第10条之2规定，即使未经作者声明保留，此种转载也仅局限于有关政治、经济或宗教问题的报刊时事文章，而非报刊上所刊登的任何作品。很显然，新著作权法达不到伯尔尼公约的保护水平，因而不适用于外国人，这样就产生了双重标准，出现了在版权方面对外国人的保护优于我国公民的局面。
如果我国的著作权法能够完全达到TRIPS协议及伯尔尼公约的相关要求，一方面既解决了由此而来的超国民待遇问题，另一方面也算是履行了TRIPS协议下的义务。
其二，因著作权法的某些特别规定而产生的超国民待遇。根据新著作权法第2条、第11条、第16条，在我国，著作权人不但包括公民，还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法人作品、职务作品中也屡屡出现单位是著作权人和作者的现象。而伯尔尼公约和TRIPS协议一致认为“作者”就是指“国民”，这样一来，我国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著作权在国外得不到承认，而外国法人或其他组织却因为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得到合法保护，由此产生了不公平的超国民待遇。如何有效地保护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利益，又不与现行国际公约冲突，还需要我们在以后的著作权法修改中进一步协调、解决。
但是，这类超国民待遇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所以下文将着重指出几个尚未达到TRIPS协议要求的不足点。
二、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
新著作权法将杂技艺术作品、建筑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数据库或者其他材料的汇编作品都增列为受保护的客体，基本上与《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的保护范围相一致，也即是基本达到了TRIPS协议的要求，但是唯独遗漏了实用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1）款明确要求保护实用艺术作品，同时在第7条规定了其保护期不应少于自该作品完成时算起二十五年。而我国长期忽视对该作品的保护，新著作权法仍旧没有将之列为受保护的客体，更谈不上说什么保护期了。在著作权法修改之际曾有学者建议，或者将这类作品作为外观设计由专利法保护，或者由著作权法保护。[1]不过，从新修正的专利法来看，似乎没有将实用艺术作品作为外观设计加以保护，这就使该作品的保护问题没有能彻底落实。而且即便作为外观设计进行保护，也不合适，原因在于：其一，伯尔尼公约保护实用艺术作品，奉行的是版权的自动保护原则，而专利法保护外观设计，必须经过专利申请及审批程序，如果将其作为外观设计保护，显然与伯尔尼公约的初衷不符；其二，同样，作为外观设计，会受到严格的强制许可制度的限制，也背离了版权保护相对自由宽松的宗旨。所以，实用艺术作品应该由著作权法保护，当前宜将它归为新著作权法第3条（九）项的“其他作品”加以保护，以后在修改中再由著作权法明文规定之。
三、著作权的限制和例外
TRIPS协议第13条明确地提出：“出于某些特殊情况而对著作权所作的限制，不得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而且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本应享有的合法利益。” 这一规定，虽未具体讲到什么是允许的权利限制，而仅仅是强调了版权限制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暗含着对伯尔尼公约已明文规定允许的几种“合理使用”也持保留的态度。这反映了当前国际上要求加强对版权的保护，放松对版权的限制这样一种趋势。[2]一般来说，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强制许可即是对著作财产权的限制。对著作权人的权利限制过多、过宽，不合理的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曾是我国著作权法中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就此，我国新著作权法顾及了现代著作权法发展的趋势，借鉴了国外的某些经验，初步总结出限制著作权的若干情况，使这个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但是在适用范围和条件方面的规定尚不够严密、具体，不要说达到TRIPS协议的要求，就连伯尔尼公约的要求也没能完全达到，这样既容易造成对相关规定的滥用，又有与TRIPS协议背离之虞。具体讲来，这些不甚恰当的规定有：
（一）科研使用，新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属于合理使用的范围，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还不够严密，因为一般来说，学术机构、非营利性的教学组织所进行的研究活动，应属于合理使用范围，但营利性实体使用他人有著作权的作品、非营利性的实体将其用于营利目的都应视为不合理使用，因为这有损原作的潜在市场。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教学、科研人员的“使用”都是合理使用，立法的规定应当更加详实。
（二）公务使用，第22条还规定，“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也属于合理使用。鉴于伯尔尼公约没有对这种情况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可参照有关国家立法将此处的国家机关明确规定为“政府与司法部门”。同时，鉴于该公约只允许对“政治演说、法律诉讼中的演说”等口述作品用多种方式使用，而对其他作品只能在有限制的条件下，以复制（包括摘录）、翻译和广播等三种方式使用，方可视为是“合理使用”，故宜将公务使用的方式限定为复制与翻译，而不应包括表演、改编、整理等。
（三）免费表演，根据22条的规定，“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也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显然这里的“免费”是指该表演既不对表演者付酬，也不对观（听）众收费。这一规定与伯尔尼公约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该公约并未对此做出规定，但是它对合理使用却有一个总的限定，即“必须符合正当习惯或善良习惯”。而现今著作权法的这条规定却不大合理，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我国对免费表演似应做出一定限制，即规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包括直接或间接的营利目的。诸如公司、企业为宣传商品而举行的“免费”演出，旅店、饭店为招待顾客而“免费”演奏音乐作品或演出，即使不向观（听）众收费，也是营利性质的，应该排除在合理使用范围之外。
（四）上文曾提及的新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的规定也不符合伯尔尼公约的要求。该条实际上是一则法定许可制度，指除非作者声明不得转载、摘编，其他报刊可以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转载或刊登其已经发表的作品。但是伯尔尼公约对此有更为严格的限制，该公约第10条之2明确将这类转载局限于有关政治、经济或宗教问题的报刊时事文章，而不是报刊上刊登的任何作品。因此，这一条规定还需要斟酌修改。
四、执法措施
TRIPS协议的第三部分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执法，第41条更明确了各成员国有义务在其国内法中提供该部分规定的执法程序。在我国入世谈判过程中，知识产权的实施与保护措施尤其是著作权的保护措施就曾经是我国与欧、美、日、澳等发达国家谈判的障碍。因为我国著作权法在打击盗版、侵权方面，与TRIPS协议的有关规定存在较大的差距。经过修改，新著作权法明显的改进了执法规定，加大了保护力度，具体表现在：引入了“法定赔偿”制度、接受“即发侵权”概念，并与此相结合确立了诉前的行为保全与财产保全程序、规定了证据保全及配套的规则、在相关环节规定了举证责任的倒置，等等。其中，禁令与“法定赔偿”制度等的引入相对于我国以前的执法体系来说，其变化还是根本的。毋庸置疑，这些改进拉进了新著作权法与TRIPS协议的距离，但是新著作权法仍不能与TRIPS协议的执法水平相提并论，尚需要完善。具体而言，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民事和行政程序及救济
其一，缺少将侵权产品排除出商业渠道的规定。
TRIPS协议第44条规定：“司法当局应有权令一方当事人停止侵权，特别是应有权在清关后立即阻止那些涉及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进口商品进入其管辖内的商业渠道。除非当事人是在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知道从事这些客体的买卖会构成知识产权侵权之前获得或订购这些商品的。”
这条规定实际上赋予了法院等司法机关在海关放行侵权商品后，得禁止这些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权利，它有助于及时制止更大规模的侵权。事实上，伯尔尼公约第16条第（1）款也要求成员国对作品的侵权复制品进行扣押。但遗憾的是，它并没有引起我国立法机关的重视，在我国的新著作权法中也无从体现，如果增加这条规定，不但满足了TRIPS协议的相关要求，也有助于打击盗版、侵权。
其二，缺少权利人享有知情权的规定。
TRIPS协议第47条规定：“各成员可规定，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告知权利持有人有关参与生产和分配侵权产品或服务的第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的分配渠道，除非这种行为与该侵权的严重程度不成比例。”赋予知情权，有助于权利持有人通过法定程序了解有无受到潜在侵权的可能性及可能性大小，我国新著作权法没有作此规定，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其三，缺乏对著作权滥用的必要的、完善的限制措施。
TRIPS协议设置了防止著作权滥用的限制措施，主要表现在：
1．第48条关于对被告的赔偿的规定，即“如应一方当事人请求采取了相应措施而该当事人系滥用有关执法程序，则司法当局有权责令该当事人向受到错误禁止或限制的当事人因这种滥用而遭受的损害提供足够的补偿。司法当局还有权责令该当事人向被告支付包括相应的律师费用在内的费用。”
2．第50条第7款规定，“如果临时措施被撤销或由于申请人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而失效，或如果随后发现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或侵权的威胁，则应被告请求，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申请人向被告因这些措施遭受的任何损失提供适当的补偿。”
我国新著作权法在第49条中规定了诉前禁令——诉前财产保全和行为禁止，并且通过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使被申请人因申请人滥用权利而遭受的损失能够得到补偿，从而维护了他的合法权益。但是，我国新著作权法至今没有一条对被告进行“适当补偿”的规定，这一方面不利于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当事人对著作权的滥用。
（二）临时措施
TRIPS协议的第50条明确要求各成员应使其司法当局有权采取及时、有效的临时措施，以制止侵权行为、保全侵权证据。
我国新著作权法就缺少这样一条总则性规定。虽然新增了诉前禁令，包括诉前财产保全、行为保全程序，也规定了诉前证据保全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弥补立法空白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总括性的授权条款，大大制约了司法当局执法的灵活度，使其在面临一些未明确授权的情况时“不敢越雷池一步”。就以禁令为例，新著作权法增加了诉前禁令，但由于没有关于诉中禁令的规定，司法当局在实际操作中就不敢启动诉中行为保全程序。因此，考虑到TRIPS协议的规定和我国需要加大打击盗版力度的实际情况，我国应在著作权法中明确授权司法当局有权采取临时措施，而不宜作过多限制。
律师事务所律师队伍建设及律师发展阶段研究
山西省华晋律师事务所 迟 菲
律师事务所是律师执业的机构，律师是律师事务所最宝贵的资源与财富，二者相辅相成。律师队伍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因此，对律师队伍建设的研究是律师事务所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事务所律师队伍建设总述
事务所要实现品牌化、规模化发展，必须依据“让最合适的人做最合适的事”的原则对律师进行适当的划分。事务所各律师应当依据自身的综合素质与发展阶段进行定位，并努力向自己希望达到的人力资源层级努力。
律师队伍的划分应当以给律师一个科学合理的发展阶梯为目标，使每一个律师经过“打基础阶段—提升技能阶段—树立品牌阶段”三个阶段的发展，最终成为品牌律师的阶梯式发展过程。律师通过遵守事务所的律师队伍安排，能在扎实的基础上充分提高，最终提升全所人员的素质。
在打基础阶段的律师应当首先明确律师是一项需要不断学习的事业，不是一夜暴富的捞钱手段。这一阶段的律师要戒掉浮躁心理，踏踏实实，虚心刻苦。在充分掌握法律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学习如何同当事人、法官以及合作律师进行交往，如何提升律师的人格魅力与亲和力，如何提高当事人信任度，如何提高自身在法官心目中的地位。这一阶段在接案时要研究如何对当事人出于自己一方的愿望提出的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请求进行合理的解释，如何让当事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并给与配合，如何让当事人产生信任并最终委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要及时同当事人进行沟通，及时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将做过的工作以及成果向当事人进行说明。在案件的进展与自己预测出现偏差时，如何同当事人进行解释，如何解决这些偏差，如何避免当事人的不信任甚至不满。在案件代理完毕后，要同当事人保持一定的联系，要进行一定的回访，以保持已经同当事人建立的良好关系，最终达到当事人满意。
在提升技能阶段要在坚实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入探究法律规定的根源，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要对法律条文的立法背景及相关法律理论作更深层次的探讨，要对法律程序了如指掌，要能将法律基础理论同法律实践良好的结合。要充分了解法院及公安、检察等机关的人员构成，这些部门处理案件的内部流转程序，各部门以及部门内的各种制约关系，了解党委、人大对案件的督办与监督程序。了解当事人委托时的心理，了解当事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目前的处境，了解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以及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中对本案以及自己承办其他案件有所帮助的部分。这一阶段在接受委托时要了解当事人的各种背景，要总结各种类型当事人的特点，要根据不同的当事人采取不同的谈判技巧，要体会、把握同当事人探讨案情时对案件分析的“度”，要通过同当事人的简单接触抓住当事人最为困扰的问题，要简明扼要地指出困扰当事人难题的解决办法，但要避免将办案细节过多的透露，以避免当事人自己办理案件。在接案时，应当简单叙述公检法部门办理案件的流程，让当事人体会到律师的专业与实力。在案件代理过程中，应当根据案件的办理情况，特别要考虑法律以外因素对案件的影响，科学设计办案思路，通过对办案单位内部流程的运用以及通过党委、人大等监督部门的运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要严格遵守律师执业道德与律师职业纪律。在案件代理完毕后，对于优质的大客户，应当定期进行联络，并在客户一些重大法律事件发生之前提醒客户，以维护、开拓更多的市场份额。
在树立品牌阶段要在深厚的法律功底的基础上，对某些法律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从而成为某一法律领域的专家。对某一领域的法律运用自如，游刃有余。在这一阶段，要注重同当事人以及办案部门的交往，要形成自身独有的办案风格。在同当事人以及办案部门的交往中，要充分展现自己的法律素质以及人格，要赢得当事人以及办案部门对自己认可与尊重。认可与尊重来源于律师自身的品德、业务素质、为人处事的方法、社会资源、思维方式、职业理念等等因素的综合评判。因此，在这一阶段，接案时律师必须对案件认真分析，综合案件的具体案情以及双方现有证据、当事人各方的力量对比，对案件做出科学、客观地分析。运用自身的法律功底以及对办案机关甚至对具体办案人员的充分了解，给当事人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以及较为准确的预测。让当事人充分感受的律师的执业理念，感受到律师的高尚品德，并让当事人体会到律师的办案风格。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要研究如何同各种力量进行斡旋，如何平衡、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对案件的影响，如何在制约办案人员的同时，保持同办案人员的良好关系，如何让办案人员对律师的人格以及业务水平给与很高的评价。要让当事人在办理案件的每一个环节了解自己所做的工作，了解这些工作的必要性以及取得的效果。在当事人同办案人员之间取得良好的口碑，从而树立自身的品牌。
二、律师队伍安排的具体架构
综合以上指导思想，律师事务所科学的队伍结构安排具体如下：
（一）、案源开拓与业务攻坚、指导队伍
这支队伍应当由品牌律师组成。其主要职责为组织开拓事务所案源，组织事务所业务研讨，代理重大业务进行业务攻坚。
其具体工作如下：1、组织、策划事务所整体形象展示及宣传，提高事务所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提升事务所承接案源能力；2、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大客户进行业务拓展，开发大客户案源，解决事务所基本案源保障；3、对大型案件进行攻关，承揽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有良好经济效益的案件；4、对事务所指派案件进行指导，协助具体承办律师克服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5、为核心办案队伍中律师需要协调的关系进行联络与介绍，协助核心办案队伍进行斡旋。6、为基础办案队伍提供业务指导，提供案源，并在必要时协调有关部门。
（二）核心办案队伍
这支队伍由树立品牌阶段的律师组成。其主要职责是接受事务所指派，承办事务所以开拓的大案、要案以及对事务所有重大意义的案件。
其具体工作如下：1、服从事务所安排，具体完成提升事务所品牌的各项工作；2、在事务所安排下，参与对大客户的市场开拓工作，完成具体的开拓任务；3、在事务所统一安排下，承揽、完成社会影响重大、有良好经济效益的案件；4、具体承办、完成事务所指派案件的代理工作，完成法律文书的起草，完成法定程序的代理，协调各方关系，完成代理全部工作并及时将工作内容告知事务所及当事人。5、在遇到无法克服的法律难题及无法协调的关系时，及时同事务所业务攻坚、指导队伍取得联系，探讨案情，制定代理方案。由事务所业务攻坚、指导队伍引荐，由核心办案队伍同有关人员进行公关，协调案件遇到的阻力。6、积极开拓案源，为事务所基本办案队伍提供案源。
（三）基础办案队伍
基础办案队伍由处于打基础阶段与提升技能阶段的律师组成。其职责为承办基础性案件，在业务攻坚、指导队伍与核心办案队伍的指导下，承办具体业务。基础办案队伍主要承办事务所指派的，法律关系明确、标的较小、代理结果对事务所无重大不良影响的业务。
其具体工作为：1、为事务所业务攻坚、指导队伍以及核心办案队伍提供辅助工作，接受前两类队伍的指导。2、在前两支队伍的指导下，完成所派基础案件代理的全部程序；3、受事务所指派，完成调查取证业务以及代为出庭；4、充分发挥自身能力承办案件并完成必要的斡旋工作。在必要时，请求业务攻坚、指导队伍以及核心办案队伍给与各方面的协助；5、积极主动向业务攻坚、指导队伍以及核心办案队伍学习、求教。
律师事务所通过合理的律师队伍结构安排，将现有人员依据自身的实际综合素质，科学合理的评估自己处于律师发展的阶段，并相应的充实到相应的办案队伍中。事务所将依据个人的意愿以及实际情况，确定业务攻坚、指导队伍以及核心办案队伍的人员，其余律师为基础办案队伍人员。各队伍人员在经过充分的努力与实践后，可申请加入更高层次的办案队伍。事务所也将依据个人发展的实际情况，安排各队伍人员晋升。
律师事务所通过科学合理的律师队伍建设，可以促使本所律师对自己的综合素质有正确、科学的认识，促使大家通过扎实、努力的工作创造每一个人自己的品牌，从而创造事务所的品牌。望大家清醒地认识现状，积极努力的工作，通过本所人力资源晋升机制，使大家都成为品牌律师。最终实现事务所同律师双赢的良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