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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拆迁延期许可的可诉性实务研究

吕国华


【关键词】房屋 拆迁 许可 延期 可诉性

【前言】

　　我国现有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对房屋拆迁许可的期限作出了约束性规定。无论是公益拆迁，还是商业拆迁；无论旧城改造，还是城中村；无论是城市规划区内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还是城市规划区外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都必须由拆迁申请人向市、县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房屋拆迁许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作出房屋拆迁行政许可，向申请人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许可其在一定期限之内进行拆迁。实践中，经常发生在许可的拆迁期限内无法完成拆迁的情况，拆迁人一般都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延期拆迁许可；符合一定条件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并进行公告。本文对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许可延长拆迁期限的决定称为“延期拆迁许可”或者“许可延期拆迁”。那么，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是否具有可诉性？被拆迁人认为许可延期拆迁决定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能否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笔者在长期办理房屋拆迁法律实务中潜心研究，拟从许可延期拆迁的现有法律规范，许可延期拆迁对被拆迁人权利和义务的影响，许可延期拆迁的审查标准，许可延期拆迁是具体行政行为，司法对许可延期拆迁的一般处理等几部分阐明许可延期拆迁的可诉性。

一 许可延期拆迁的现有法律规范

　　我国多部具有不同效力位阶的法律、行政法规对延期拆迁许可作出了明确规范。除了规范延期拆迁许可的法律之外，国家政策对延期拆迁许可作出了一些强制性规定，各地制定的一些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也对延期拆迁许可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法律和政策构成了我国延期拆迁许可的完整制度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规定：“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但是，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15日前，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拆迁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给予答复。”山东、北京、上海、天津、湖南等一些省、市、区对延期拆迁许可也作出了规定。《山东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拆迁人必须按照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实施房屋拆迁，并按照有关规定缴纳拆迁管理费。拆迁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未在拆迁期限内完成拆迁，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前十五日内，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延期拆迁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给予书面答复。批准延期拆迁的，延长期限累计不得超过一年。逾期未申请或者经申请未获批准的，房屋拆迁许可证自行失效。”《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拆迁人应当按照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实施拆迁。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拆迁期限最长为1年。拆迁人在规定的拆迁期限内未完成拆迁的，应当在期限届满15日前向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区、县国土房管局申请延期，延期不超过6个月。”《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规定：“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内完成拆迁。确需延长拆迁期限的，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日的15日前，向区、县房地局提出延期拆迁申请，区、县房地局应当在收到延期拆迁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给予答复。拆迁期限累计超过一年的，延期拆迁申请由区、县房地局报经市房地资源局审核后给予答复。拆迁期限经批准延长的，区、县房地局应当将变更后的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相关内容予以公告。”《天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在实施房屋拆迁过程中，确需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期满15日前，向区、县房屋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延长拆迁期限的申请，区、县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给予答复。”《湖南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工作规程》第十七条规定：“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依法办理续期手续。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续期办理次数，不得超过2次；续期办理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期限，第1次不得超过6个月，第2次不得超过3个月。办理续期房屋拆迁许可证时，应当按照物价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向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缴纳拆迁管理费。”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行政法规都对延期拆迁许可作出了规范。一些地方性规定如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甚至对延长的具体期限和延期次数作出了明确规定，是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二 许可延期拆迁对拆迁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影响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既影响拆迁人的权利和义务，也影响被拆迁人的权利和义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一旦作出许可房屋拆迁的决定，该决定经公告后，对拆迁人和被拆迁人都产生法律约束力。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必须在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行使相应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确定评估单位，委托评估单位，委托拆迁单位，房屋评估活动，拆迁当事人就补偿、安置展开协商等活动都必须在拆迁期限之内进行。拆迁期限届满，拆迁人未申请延期拆迁的或者拆迁人申请延期拆迁未获批准的，拆迁人不得再从事任何拆迁活动，被拆迁人有权拒绝拆迁或者要求拆迁人赔偿损失。拆迁人申请延期获得批准的，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可以在许可的延长期限之内，继续行使相应的权利和履行相应的义务。拆迁人是是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延期拆迁许可决定的直接的行政相对人，被拆迁人是该延期拆迁许可决定的利害关系人即间接的行政相对人。一个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可以是否对相对人的实际权利和义务发生实际影响作为重要的参考标准。行政机关的活动作为一种权力的行使都或多或少地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发生一定的影响力或支配力。当这种影响还没有发生或者影响还没有达到对权利和义务发生实际影响的程度，那么救济就没有必要性。根据这一特征，尚未成熟的行政行为如拟订但尚未实施的行政许可决定，行政调解行为如行政裁决过程中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就拆迁当事人之间的补偿分歧进行调解的行为，行政指导行为如地方政府对被拆迁房屋制定的政府指导价，重复处置行为如上级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受理被拆迁人不服行政裁决的复议申请作出的维持原裁决的复议决定等，都是对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不发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被拆迁人不得就这些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无论是拆迁人，还是被拆迁人，都对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实施延期拆迁许可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实施延期拆迁许可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由此可见，作为延期拆迁许可的行政相对人，拆迁当事人的实际权利和义务受到了延期拆迁许可的影响，应当赋予拆迁当事人通过诉讼途径进行救济的相应权利。

三 许可延期拆迁的审查标准

　　拆迁人在房屋拆迁公告公示的拆迁期限之内无法完成拆迁而申请延长拆迁期限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要求的，作出延期拆迁许可决定。那么，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申请材料的审查标准是什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15日前，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拆迁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给予答复。”该条除了规定申请延期拆迁的单位，申请延期拆迁的法定期限，接受并处理延期拆迁申请的单位之外，还对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答复义务作出了规范。由于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答复内容和答复行使都没有进一步明确，我们可以推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拆迁人延期拆迁的申请，既可以作出许可延期拆迁的答复，也可以作出不同意许可延期拆迁的答复。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无论作出什么样的答复，必须在收到拆迁人申请延期许可的材料后，履行法定的审查义务，根据审查结果，决定是否许可延期拆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后，除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按照规定程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由此可见，行政机关收到申请材料后，可以作出两种处理，一是根据法律规定不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只要材料齐全完备，具备法定形式的，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是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行政机关对前者履行的是形式审查义务，对后者履行的是实质审查义务。那么，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申请延期拆迁材料的审查标准是什么呢？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收到拆迁人的申请材料后，除了审查材料是否齐备，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外，是否还要进行其它审查呢？对此，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并没有具体规定。笔者认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了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申请拆迁的材料在30日之内进行审查的义务，而不是规定当场作出是否许可拆迁的决定，说明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审查申请的标准是实质标准，即不但要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备，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还要审查申请材料的合法性。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申请拆迁许可材料的审查标准同样适用于对申请延期拆迁许可材料的审查。也就是说，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收到拆迁人申请延期的材料后，不但要审查材料是否齐备，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而且要审查材料是否符合法律要求，是否具有合法性。佐证这一观点的另外一个主要方面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直接关系被拆迁人等利害关系人的重大利益，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应当告知被拆迁人等利害关系人，而且需要听取被拆迁人等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显然，据此可以判断，延期拆迁许可不能当场作出，不能通过审查申请材料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就可以当场作出，而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需要听取被拆迁人的意见来决定是否许可延期拆迁。因此，笔者认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申请延期拆迁材料的审查标准是实质标准，既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必须对这些材料的合法性逐一进行审查判断；申请材料部分或者全部不符合法律要求的，不得作出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

四 许可延期拆迁是具体行政行为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的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是一个行政行为，是拥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组织实施的与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有关的行为，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在司法界，还是学术界，也基本上不存在争议。但是，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是否因此具有可诉性，无论在司法界，还是学术界，都存在巨大的争议。有的人认为，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具有可诉性，被拆迁人可以起诉请求法院撤销该决定；有的人认为，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是对许可拆迁决定的延续，是依附于许可拆迁决定存在的，被拆迁人通过请求法院撤销拆迁许可决定这一诉讼就可以达到目的，不需要也不能重复诉讼，浪费司法资源。众所周知，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是该行为是否为具体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我国，抽象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虽然并非全部具体行政行为都具有可诉性，但一个具有可诉性的行政行为首先必须是具体行政行为。那么，延期拆迁许可决定是否具体行政行为呢？笔者认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的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具备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要件。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行政相对人所作的行政行为。”一般来说，相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具有三个特征：行政相对人的确定性、不可反复适用性和具有直接的执行力。延期拆迁许可针对的是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即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其中，拆迁人的权益受到延期拆迁许可的直接影响，是直接的行政相对人；被拆迁人的权益是其权益可能受到许可行为不利影响的与申请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是间接的行政相对人。拆迁人由房屋拆迁许可证直接载明，被拆迁人一般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载明的拆迁范围具体确定。延期拆迁许可不可反复适用，只适用于具体拆迁期限和拆迁范围之内的拆迁活动，拆迁活动一旦结束，延期拆迁许可也失去法律效力。延期拆迁许可具有直接的执行力，被许可人可以在拆迁期限、拆迁范围内依法进行拆迁。因此，许可延期拆迁是具有可诉性的具体行政行为。

五 司法对许可延期拆迁的一般处理

　　我国地广人多，拆迁法律制度有很多不尽完善的地方，各地对房屋拆迁的规范差别很大，行政干预司法在拆迁诉讼案件中普遍存在，甚至在某些地方，政府制定红头文件要求地方法院不受理拆迁案件。即是对拆迁行政许可这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案件，不少地方法院也不愿受理，而是建议拆迁当事人通过调解、协商或者向政府反映的方式解决。很多法官经常挂在嘴边上的几句话就是“政府不让我们受理”“我们拿着政府的工资，现在你告政府，我们怎么敢受理，即使受理了也不会判你们赢的”“去和拆迁人商量着解决吧，你看看有什么具体要求，我可以帮着你们调解调解”。那么，对于拆迁当事人不服延期拆迁许可提起的行政诉讼，愿意受理的法院更是寥寥无几。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同样适用于延期拆迁许可案件之外，多数法院坚持认为延期拆迁许可是拆迁许可的延续行为而非独立行政行为也是个原因。判断延期拆迁许可是否具有可诉性，在司法环节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延期拆迁许可是否具有司法审查的可能性，二是延期拆迁许可是否具有司法审查的必要性。笔者认为，延期拆迁许可具有司法审查的可能性，无论是从法律上的可能性来看，还是从事实上的可能性来看，对延期拆迁许可进行司法审查都具有可能性。就法律上的可能性而言，我国法律没有对延期拆迁许可作出明确排除或者禁止司法审查的规定。迄今为止，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无一对延期拆迁许可的可诉性作出禁止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由此可见，只有上述四种行政行为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延期拆迁许可不属于上述情形中的任何一种。就事实上的可能性而言，对延期拆迁许可进行司法审查，从程序、事实和法律依据方面审查一个具体的延期拆迁许可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对人民法院而言并不存在超越其审查能力的可能，也没有技术方面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延期拆迁许可是否具有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呢？所为司法审查的必要性，是指如果行政相对人对某一类行为不服，法律没有为它提供司法审查之外的有效救济途径，只有进行司法审查，才能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些行为不具有司法审查的必要性比如劳动争议仲裁，法律已经为涉及劳动争议的案件设置了仲裁这一司法审查之外的有效的救济途径；再比如刑事侦查行为，也不具有司法审查必要性。我国刑事诉讼方面的法律和国家赔偿方面的法律已经为受到该类行为侵害的行政相对人提供了其它的救济途径。显然，延期拆迁许可具有司法审查的必要性。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许可延期拆迁决定，行政相对人不服的，除了进行司法审查和行政复议之外，法律并没有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笔者认为，对延期拆迁许可进行司法审查是必要的。我国有些地方对延期拆迁许可案件的受理与审判作出了统一规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为了统一全市法院行政审判执法尺度，针对北京市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中存在的一些有争议的法律问题，作出了解答，制定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适用法律问题的解答（三）》，针对“拆迁人在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完成拆迁工作，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予以批准的行为，是否属于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一问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解答是：“拆迁人在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完成拆迁工作，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予以批准的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无独有偶，二??八年四月至今，笔者代理的安徽省太和县某拆迁案件中，为了阻止房地产管理局的行政裁决行为，为拆迁当事人之间就拆迁补偿的充分协商赢得时间，笔者代理被拆迁人提起一系列行政诉讼如贾某等诉太和县房地产管理局拆迁行政许可纠纷案等。二??九年六月，笔者尝试就太和县房地产管理局的延期拆迁许可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目前经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由阜阳市颍上县人民法院异地管辖。可以预言的是，在张扬法治的当代中国，拆迁当事人救济权利的途径将愈加宽广，法院对延期拆迁许可类似案件的处理也将更加从容和宽容，让我们拭目以待。


六 结语

　　房屋拆迁延期许可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组织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与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行政管理职权相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对拆迁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具有司法审查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具体行政行政行为，延期拆迁许可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其具有可诉性。拆迁当事人对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的延期拆迁许可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房屋拆迁延期许可的可诉性实务研究》一文建立在笔者长期从事拆迁法律实务的实际基础之上，结合我国有关拆迁的法律等现有制度性规定，对延期拆迁许可的可诉性进行了条分缕析，以期对我国房屋拆迁制度立法的完善、房屋拆迁诉讼司法环境的改善、拆迁当事人不服延期拆迁许可决定的救济作出一些有益的探索。笔者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


【参考文献】 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第144页。
【作者简介】吕国华，山东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硕士，北京专职律师，具有法律职业资格、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律师执业证号：W0120061116312；主要业务方向：房屋拆迁等房地产法律实务，包括房地产征收、交易和建设等各个环节的法律事务。联系电话：13811168718，电子邮箱：lvguohualawyer@126.com，QQ：545852153。

案情：
2010年7月2日，原告上海某物流公司对一辆牌号为沪AHxxxx的中型箱式货车在徐汇区某保险公司投了交强险，保险期间自2010年7月3日起，为期一年。 今年4月29日，原告公司驾驶员普某驾驶该货车与同事唐某一同前往苏州的一家物流服务部送货。在卸了部分货物后，唐某到服务部办公室领回单，普某则准备倒车。不久，唐某在办公室里听到屋外有异常声音，跑出去发现货车撞到围墙上，普某在车尾受伤倒地，而周围及车内均无其他人。普某被立即送往医院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事发后，经苏州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原告一次性向死者家属赔偿39万元。 原告认为，此次事故是在保险期间发生的，根据《保险法》和《机动车交通该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有关规定，保险公司依法有向被保险人或直接向受害人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保险金的义务，即赔付保险金11万元。本案于2011年9月15日由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双方当事人围绕普某是否是驾驶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笔者也就此争议展开论述。
分析：根据《保险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和《侵权责任法》有关规定以及双方签订的交强险合同条款对驾驶员的规定，笔者认为受害时普某不是驾驶员，应属交强险中的第三者，理由如下：
1. 事故发生地派出所出具的事故意见书具明，事故发生时普某确实不在车上，驾驶室前排和后排都无人，但对事故的具体原因无法查明。由此表明，事故发生时普某没有正在驾驶。但保险公司认为没有驾驶员怎么发生事故?有受害人就有加害人，普某作为本车的驾驶员，事故的发生也许是其过失造成的，如没有拉手刹、未熄火、或者是普某下车临时对车进行检查等，所以推定普某当时还是实际驾驶员。而笔者认为，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保险公司的主张只是推定，未能提出证据加以证明，故不能获得法律支持。所以，从案件事实本身看，普某受害时不是驾驶员。
2. 从法律法规上来厘定普某不是驾驶员，而是第三者。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同时该法第42条第2项规定：“(二)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普某是不是本车人员或驾驶员是保险公司免责关键所在。首先， 依据事故发生地派出所出具的事故意见书，清楚的表明普某当时不在车上，不可能是本车人员。其次，保险公司认为发生事故车辆一直由普某驾驶，发生事故时未确定其他驾驶员，就认定普某是交强险的驾驶员。笔者认为这完全是一个悖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和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从该条可以分析出，交强险中的驾驶员不是恒定的，只要具备合法驾驶条件的人，可以是任何车辆特定时空下的驾驶员。驾驶员是特定车辆特定时空下的一个主体，他是在不断的变化，保险公司找不到其他驾驶员就认定先前的驾驶员是实际驾驶员，其实是对相关法律对驾驶员规定的误读。
3. 从交强险的立法目的和宗旨来看，交强险就是为事故车辆分担风险，为受害人提供补偿。交强险的责任主体是投保人和驾驶员，而责任主体的连结点是车辆，一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可以没有驾驶员（投保人一经投保就确定），但不能没有车辆。本案中，沪AHxxxx的中型箱式货车是肇事车辆，投保人是上海某物流公司，没有驾驶员，但它仍然有责任主体投保人上海某物流公司，责任主体的连结点车辆沪AHxxxx的中型箱式货车，所以保险公司认为没有驾驶员，不构成交强险上的理赔情形的利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普某不是驾驶员而是交强险中的第三者。
注：上海保险公司行业惯例对非道路交通事故参照交强险赔付

作者：李小华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