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微博直播庭审存在的问题及思考/黄启永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6 00:52:51 浏览: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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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微博平台的迅速发展，微博直播庭审已成为法院系统推进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的重要举措，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本文笔者拟分析广西壮族自治区乐业法院微博直播庭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初浅的建议。
一、广西乐业法院微博直播庭审的基本情况
该院今年1月一10月使用微博直播庭审共42次，其中刑事25件，以盗窃和非法持有枪支类型的案件居多，民商事16件，以合同纠纷类型案件居，行政1件。
二、乐业法院微博直播庭审存在的问题
（一）从以上的数据来看，直播案件类型的选取均是小案，指导性、典型性、教育性的案件类型较少。
（二）微博直播庭审出现证人出庭作证“串”现象，按照规定，在庭审过程中，证人不得旁听案件的审理过程，必须单独询问。微博是一种快速、范围广的传播媒介，证人即使不在法庭上，也很容易知晓案件的进展情况，也很容易接受与案件有关的信息，从而无形中对其记忆的案件有关情况进行“修正”，这同串供具有同样的作用。
（三）庭审过程出现混乱现象，在庭审过程中会涉及到很多的专业术语，与日常生活中的理解会有不同，可能会造成网友的误解；同时在互动过程上会形成二方或几方观点的对立，形成谩骂等混乱情况，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四）法官受到舆论干扰，微博传播迅速，通过微博直播庭审，可能面临全民关注的压力，引发“全民透视”效，网民可以即时发表对案件的看法，过激的、片面的网络舆论会对法官审理案件造成压力，因此，可能对案件的客观、公正审理产生干扰。
（五）微博的内容缺乏亲和力，语言文风不当，微博所发布的信息太严肃，行文风格比较重视表达方式的官方性和正式感，在发表言论时通常会自觉使用法言法语，各类法律专业术语的出现频次较高，碎片式、公文化的表达较难获得网民认同，“板着面孔说话”，和微博的“亲民”特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解决微博直播庭审存在问题的对策
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加强管理，制定相关制度、措施，建立直播平台管理制度，法院内部对于直播发布的内容、回复网友的内容等建立审核机制，建立健全一整套关于微博运行管理方面的制度规范，规范微博信息的发布内容范围、发布程序、回复制度、交流互动及问题解决和信息反馈机制等，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支持，提高运用现代传媒的能力，推动落实司法民主公开的长效机制。
（二）对直播的案件进行分类管理，明确公开程度，对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大以及事情本身虽比较小，但具有普法和教育意义的案件应鼓励直播。对直播案件应做好风险评估，准备好应对预案并经过一定的审批程序。
（三）丰富法院微博的内容，综合利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信息载体，图文并茂，声画并举，注重多媒体的呈现效果。特别要灵活使用图片和视频，在文字中配发一些和本职工作、业务相关的多媒体内容，比如可以配发庭审照片，往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效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四）勇于排除干扰，乐于接受监督，微博也是网络舆论的一个新兴汇集地。网民的意见和评论多是最直接的表达与反馈，捧人时不吝啬词汇，“拍砖”时语言犀利甚至恶毒。对类似情况，只要帖子不违反国家法律，不是恶意谩骂，就不应被删除。
（五）招录、培训专业化管理人员。微博作为新型的媒体形式，传播速度快，对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微博直播庭审需要管理人员具有新闻、法律、计算机网络、应变处置等相关的知识和能力，法院需要加大工作力度，对相关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招录和培训，尽快建立一支专业化队伍。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乐业县法院）
如何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职能作用
冯忠泽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现阶段在民事案件年年大幅激增，审判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如何牢固树立公正与效率意识、大局意识，充分发挥民事诉讼调解职能，要在审判工作中运用自愿、合法的调解的方式，及时、妥善调处大量民事案件，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的稳定，是我们现阶段的首要任务。
1、牢固树立司法为民观念。
组织干警认真学习本院党委及上级领导下发的各项学习文件，自觉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政治高度出发，提高对加强民事诉讼调解工作重要性和调解功能的认识。一定要清楚认识到，加强民事诉讼调解，一是可以减少诉讼程序的对抗性，有利于在解决民事纠纷时维护双方当事人的长远利益和友好关系；二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纠纷解决程序的效益，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缓解当事人的讼累，降低诉讼成本，达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三是有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发挥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作用，实现当事人主义的私法功能；四是调解协议以合意为基础，更易为当事人实际履行，可避免执行中的困难，实现调解与执行的有机统一；五是在实体法律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中的协商和妥协，以探索双赢的审理结果。
2、坚持自愿、合法原则，规范民事调解工作。
要正确理解和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坚持自愿、合法的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注意防止把调解作为偏袒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手段，防止片面、机械的理解和执行调解制度，把调解工作简单化。坚决杜绝违法调解、强行调解等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况，确保司法公正。
3、将调解贯穿于审判全过程和各个不同的诉讼阶段。
在民事审判中，经办人注意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整个审理程序，充分把握调解时机，适时灵活运用调解方式，促进了调解率的提高。如：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收案后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即以打电话等简便灵活的方法通知当事人到庭，在双方当事人同意且被告自愿放弃答辩期的前提下进行调解；在被告向法院送达答辩状时，根据原告的起诉事实及被告的答辩意见，给被告做调解工作；如被告同意，便及时通知原告立即到庭进行调解等。
4、突出重点，加强对六类案件的调解工作。
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等六类民事案件，注意在开庭审理时认真做好先行调解工作，这将取得明显的效果。
5、找准个案特点，弄清争议背后的核心原因。
在调解过程中，注意选准调解的突破口，采取面对面与背靠背相结合的方式，找出双方争议的焦点，因案制宜，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开展调解，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6、加强业务学习，努力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
要搞好调解工作，必须要提高法官审判业务水平和调解技巧。要使民事审判法官加强法律业务知识和其他知识的学习，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有牢固扎实的审判业务功底，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的法官，为做好调解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同时，还要求法官工作作风要公正严谨，树立公平、公正的良好形象，注意倾听当事人的意见，运用易位思维的方式，为各方当事人提供最佳的调解方案，使各方当事人对法官产生信任感，从而达成调解合意。
目前中央强调要切实维护社会的稳定，因此，加强调解工作，无论对法院工作还是社会稳定发展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冯忠泽
试析我国的空白票据规则问题
石化东
内容提要: 我国空白票据规则的设计存在一些问题,既不能反映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又与国际惯例相脱离。如何认识我国既有的有关规则,如何应对我国商业实践中业已提出而票据立法疏于回答的问题,及如何改进我国空白票据的不妥规则,这是本文讨论的主旨。
关键词: 空白票据 规则 特点 问题
空白票据, 英美法称之为未完成票据(incom-pleteinstrument),日本法称之为“白地手形”,是指出票人在签发票据时特意不完全记载票据法规定的绝对应记载事项,而签名于欠缺要件的票据书面上,并以授权留有持票人以后填补记载之意思的票据。⑴
我国《票据法》涉及空白票据的条文仅有两条:第86条和第87条,集中于支票一章。⑵这与中国人民银行颁行的《支付结算办法》及具有准立法性质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空白票据的规定构成我国有关空白票据的全部规则。
根据《票据法》的前述两条规定,我国的空白票据规则有如下特点:
其一,仅支票制度上存在空白票据,不允许存在空白汇票和空白本票;
其二,在诸种票据行为中,空白票据仅存在于基础票据行为即出票行为阶段,在附属票据行为阶段,不允许存在空白票据,即是说,在我国票据法上,不存在空白背书、空白保证、空白承兑等行为;
其三,可空白的事项仅限于两项:支票金额和支票收款人名称。我国《票据法》第85条规定了六项事项并且明确指出支票上未记载这六项事项之中任何一项者,该支票无效。这六项事项并未包括收款人名称。
有学者据此就认为,支票的收款人名称不是必要记载事项而只是任意记载事项。笔者不能同意这一观点。依笔者之见,虽然我国票据法做出如上规定,收款人名称也并不必然是任意记载事项。任意记载事项,是指那种记载或不记载全由当事人自主决定,不记载不影响票据的效力,记载之则产生票据效力的事项。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收款人名称记载还是不记载于票面上,没有收款人的实际存在,付款人无从付款,该票据的存在根本就失去意义。严格依据票据的文义性,只有名字被记载于票面之上的人才可能成为票据权利的主体。当票面上不记载收款人名称而其它应记载事项齐备时,没有人能够获得收款人的地位从而没有人能够行使票据权利,票据债务人也就没有合格的付款对象。则这样的票据很难被商事交易人所接受。面对这样的票据,或者认定其无效,或者由法律设定一个技术性的推定规则,以之来判定究竟由谁来充当收款人。显然后一种做法更符合鼓励交易的民商法原理。
由以上的我国票据规则的全部规定和特点可以看出,我国的空白票据规则是极为有限的,在适用范围上太嫌狭窄,在效力认定上过于严苛。具体而言,我国当前的空白票据规则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空白票据仅仅局限于出票阶段,而不允许适用于其他阶段。现实中票据出票一般为完整出票,只是在以后的背书转让过程中多次出现空白背书。从实践情况来看,不仅出票阶段有对空白票据的需要,在票据背书、票据保证、票据承兑阶段都存在对空白票据的需要。我国《票据法》对这些需要视若无睹,使得这些现实中客观存在的对空白票据的使用不能受到法律的适当保护,使得那些依照商业交易惯例行事的诚信善意的商人的合理权益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且这种态度也不符合世界潮流。
其二，空白票据仅仅适用于支票,而不适用于汇票和本票。这不符合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和客观要求。在我国商事交易中,应用最多的往往不是支票,而是汇票。空白汇票应用极其广泛,尤其是大宗货物的买卖。这虽然为我国法律所不允许,但其仍然为广大商人群体所普遍接受,流转通畅,且作为承兑人的银行也不会因为其空白背书而拒绝付款,只要将空白填补完全银行即会接受。⑶而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治的建立和健全,诚实信用的良好商业道德的得到加强,为提高交易效率,商人们必然会越来越多地采用空白票据的方式来进行结算。承认空白汇票和空白本票既是客观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其三,我国票据法上可空白的事项仅限于支票金额和支票收款人名称,这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实践中的情形是,预留出票日和到期日在商事交易中是被广泛采用的作法,因为将出票日或到期日空白,授权持票人斟酌于适当时机予以填补,使得票据的可流通时间大大延长,便利持票人在必要的时候贴现票据,所以这一作法受到商人们的普遍青睐。而我国票据法却对此置之不理,实非客观务实的态度。
其四,单就我国《票据法》这有限的两个可空白的记载事项而言,其规定也甚是粗糙。我国《票据法》第86条规定: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据此有学者论到:如果没有补记空白的金额,则该支票因为缺少《票据法》第85条规定的应当记载事项,因而属于无效的支票。⑷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值得商榷。确定的金额本来是支票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此为《票据法》第85条所明定。但接下来的第86条又明确作出了例外的规定,将第85条的有关硬性规定“软化”了,允许在出票时不记载金额。出票时不记载金额的支票仍然有效,不作此理解则第86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国台湾著名学者刘甲一也认为,空白票据不因欠缺绝对“应记载事项”之一而无效。
我国《票据法》第87条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支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支票上未记载出票地的,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出票地。”对于支票而言,收款人名称事项,在我国大陆票据法上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而在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上则应当认定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此种差别之造就,全在于《台湾票据法》第125条第2款之推定规则之认可与否（未载受款人者，以执票人为收款人）。由此产生问题:两种做法,孰优孰劣?我国大陆有无必要采取台湾法上的做法?笔者认为,我国台湾法的规定确实值得借鉴,大陆立法应该允许收款人事项空白同时确立起有关的推定规则,理由有三:
其一，是商事交易便捷原则的内在要求:在一定情况下,交易当事人可能不想或不便或暂时不能记载收款人的名称,而同时有使用票据的需要,在此情况下,收款人名称空白就因应了现实的呼唤,而推定规则则使这一空白得到了确定性的保障;
其二,禁止收款人名称空白,并不存在有力的反对理由,或者说,允许收款人名称事项空白,并不会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由此所产生的风险属于交易当事人能力控制范围之内;
其三,符合国际票据立法趋势。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收款人名称空白之支票,即抬头空白支票,未经填补而使用,这在商事交易实践当中颇为常见的行为,效力如何,在票据法上找不到清楚答案。而且《票据法》第87条的规定更为令人迷惑:它未如第86条那样规定“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其立法用意何在?是否默认了“未补记前的支票可得使用”?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119条规定:收款人名称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不得背书转让和提示付款。此一态度获得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5条规定:空白授权票据的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时未对票据必须记载事项补充完全,因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拒绝接收该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两个规范性文件皆不允许抬头空白支票的背书转让和提示付款。笔者认为《支付结算办法》第119条将金额空白和收款人空白作同样对待,与《票据法》将二者区别规定的态度是相悖的,或者说是与《票据法》相抵触的,非属妥当。⑸不仅如此,收款人名称补记前禁止其转让,此一规定的合理性也让人怀疑。
《日内瓦统一支票法》第17条中明确规定:由支票而生之一切权利,因背书而转让,如为空白背书,执票人得再为空白背书或转让他人。正如有学者所言:未补充完全的支票,其效力不仅表现为票据权利移转的效力和担保的效力,同时也应包括补充权移转的效力,对于空白支票的善意取得者来说,应给予必要的保护,持票人可以依据票据外合意完成补充记载,行使该支票的权利。⑹
故笔者认为,《支付结算办法》第11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5条的有关规定皆有欠妥当,宜按《日内瓦统一支票法》第17条改进之。
注释：
⑴张高忠：《空白票据若干法律问题探析》载于《嘉兴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91页。
⑵我国《票据法》第86条规定: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第87条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支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支票上未记载出票地的,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出票地。
⑶该案例及注释见于《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0年商事审判暨行政审判案例卷)》。
⑷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5页。
⑸王小能即持此见解,见《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6-367页。
⑹郑孟状、姜洪明、刘满达:《支票法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8页。
